论孙犁对“文人从政”的心灵辩证

孙犁自嘲“当不了官”而游离于官场,如果将此看作其“鄙视仕途”,未免以偏概全。对于孙犁来讲,文人是否适宜从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他的心灵深处,就此反复进行着感悟和辩证思考。孙犁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认为“实际的工作”值得认真去做,又认为文人多没有“做官的才能”,自己的性格不适合从政。在对友人的倾诉与追怀中、对时弊的针砭与对蠹简遗篇的解读中,文人从政问题呈现为个体生命与文化意识之间的辩驳。在经历挫折与病痛后,孙犁更加认同将文学载写历史作为践行社会责任的方式。他的文字之所以能够以赤子般的纯粹感性地记录丰富、蕴藉的人民生活,与心灵深处对文人从政的辩证思考不无关系。

论元杂剧中的文人从政观

元杂剧的创作主体主要是中下层儒家文人,因此许多剧作都反映出元代文人心态,其中有不少则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从政观念,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种从政观念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投效朝廷的使命感,而在元代中后期这样的作品则显露出文人对于蒙元王朝的认同;第二是具有强烈功利性的从政目的,元杂剧中文人的从政理想是同他们的功利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是对君臣关系的理想化设定与自我奴化倾向。

从画家的从政现象透视文人画的当代功用

从历史上看,许多文人士大夫一踏上仕途之路,就注定要历经身心磨难和曲折,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是是非非使人精疲力竭,唯有投身艺海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同样承受着生存、生活的巨大压力,强烈的意识到了修身养性的需要。而文人画之于传统文人的文化功能昭示我们,它对人的心理及生理颇为有益,既能自娱又能娱他,可以这么认为,这一艺术样式正好符合了现代社会人们追求身心健康的需要,所以它的价值难以估量。

《蔡文姬》:郭沫若隐曲心声考释

历史剧《蔡文姬》,是郭沫若在多种历史和现实机缘刺激下,创作的一部熔铸着复杂思想情感和微妙政治底蕴的多声部、复调式剧作,是窥测从政文人郭沫若真实内心世界的一条隐秘艺术渠道,是从政文人郭沫若的自叙传、寓言和象征诗。

诸葛亮形象新论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画廊里的"贤相"形象。作者虽然极力讴歌他的"忠"和"智",但仍然表现了他在用人上的诸多失误。如对关羽的放纵,造成华容道曹操脱逃和荆州失守;对李严的姑息导致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对魏延的诬害使得内部矛盾激化。分析诸葛亮用人失误的原因,恰是他尽"忠"恃"智"的结果。再探究形成诸葛亮"忠"、"智"性格特征的深层原因,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政文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悲剧性的社会角色使然。中国封建社会的从政文人,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只能依附统治者,将自身价值的实现寄托于明君的知遇。于是,既要依附于人,又想被他人依附的尴尬心态,既要受制于人,又想制服他人的双重人格,就构成了从政文人共有的扭曲心理。诸葛亮的用人失误,正是这种扭曲心理所造成的行为偏失。在他身上,不仅熔铸了历代封建文人的思想感情,反映了他们的追求和抱负,而且还深入挖掘了从政文人内心的痛苦和无奈,真实再现了他们的尴尬心态和双重人格。《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政文人的典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