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中的文人叙事──明清章回小说研究（上）

明清两代众多章回小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以民间叙事为根基，一以文人想象为主体。《金瓶梅》代表着文人独立写作长篇小说时代的到来，以后的章回小说，大都是在书斋里一次性完成。此类以文人想象为主体的小说，其着眼点从“英雄与历史”转为“儿女与社会”，由此而来的作者意识的凸显、女性命运的浮现、结构的完整以及小说的文章化，使得章回小说实际上远离了说书场，形成独立的审美意识。

中国小说中的文人叙事──明清章回小说研究（下）

明清两代众多章回小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以民间叙事为根基，一以文人想象为主体。《金瓶梅》代表着文人独立写作长篇小说时代的到来，以后的章回小说，大都是在书斋里一次性完成。此类以文人想象为主体的小说，其着眼点从“英雄与历史”转为“儿女与社会”，由此而来的作者意识的凸显，女性命运的浮现、结构的完整以及小说的文章化，使得章回小说实际上远离了说书场，形成独立的审美意识。

民间想象、士族欲望与文人叙事——试析《李娃传》的大团圆结局

《李娃传》的情节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李娃作为承载着民间底层百姓愿望的妓女,得到了一个令人羡慕又嫉妒的结局。二、以男主人公父亲为代表的士族理想得到了满足。三、作为儿子的男主人公的浪漫爱情得到了充分表达。这三种代表着不同价值观和理想的欲求,在文人叙事的巧妙运作下融合到一起,实现了"中国式"的大团圆结局。

文人叙事与民间立场:《梁上眼》与《小辞店》之比较

文章比较了传奇《梁上眼》和黄梅戏《小辞店》,认为二剧虽表现相同的题材,但基于文人叙事与民间立场的差异,在主旨、核心人物和艺术特色等方面均有不同:《梁上眼》借公案表达作者对清官政治的理解,塑造出明辨是非、机智伶俐的义盗形象,全剧针线绵密、细致妥帖,是个性化的写作;《小辞店》借两段婚外恋引发的家庭悲剧,引导观众认真审视家庭和婚姻关系,塑造出重情重义的义妇形象,展现了民间社会特定的生活习俗,反映出草根阶层的人生态度,设置了众多充满谐趣又真切可信的情节,尽管在艺术上稍嫌粗陋,却具有文人戏剧所无法替代的民间特色和生命精神。

晚明文人叙事的艺术探索——论刘斯奋的《白门柳》

刘斯奋的《白门柳》主要通过对钱谦益、黄宗羲、侯方域、冒襄等晚明文人政治、文化等方面活动的描写,颇为广泛地反映了明朝晚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晚明文人的生存困境及其内在原因、中国17世纪早期民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矛盾等;篇幅浩大、内容丰富而又线索清晰、结构宏阔而又精致严谨;题材、叙述方式新颖独特;重史实而又不拘泥于史实;文化意味浓烈;人物个性鲜明;语言多姿多彩;但也存在着部分情节不够完整、内容略显庞杂等缺憾。

《庐山新导游》:展现庐山的文人叙事

朱偰的《庐山新导游》是作者的文人叙事适应庐山当局重建庐山传统需要情境下的产物,在展示庐山的现代旅游著作中独树一格。其文人叙事特点表现为:"孤筇双履,独往独来"的意趣;将纸上文献与亲历考察结合起来的科学精神;豪迈奔放的写景的文字;大量地运用传统文人庐山游记、诗词来传达庐山景点之神韵,并将这些文字提升为与庐山景物对等的欣赏品评对象。

试论早期文人叙事诗的发展

中国的叙事诗形成于先秦,繁荣发展汉,建安时从内容到形式得以全面成熟.尤其是建安时期文人叙事诗迭出,标志着早期文人叙事诗渐趋成熟.早期文人叙事诗从内容、形式到语言上继承和发扬不断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的传统:关注社会民生,反映现实;叙事与抒情相结合;赋、比、兴手法综合运用的艺术特色.

关斩貂蝉故事研究——浅论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比较

"关斩貂蝉"作为古典戏剧、文学中的经典故事,在元明清三代被一再搬演。先后出现过史传时期、前故事原型时期、故事原型正式出现时期、故事发展变形时期和二水合流,五个阶段。在不同时期,各本之间互有异同,体现了不同时期文学思潮的不同特征,显现出了文人叙事视角与民间叙事视角的差异。这种差异的背后,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背景与文化发展的内涵。

民间文学之口头叙事与文人叙事

在民间文学研究过程中,口头叙事与文人叙事是两个重要的因素。民间广泛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例如神话传说;还有广泛的文学形式,例如歌谣、顺口溜、打油诗等。而且,诸如各地的风俗习惯、逸闻轶事等,也都是民间文学的素材。文人们通过书面语言记录民间口头流传的人、事、景、物,提取了民间口头话语纯朴的风格,甚至大多数情况下还包容了其中的粗俗。文人们记录的同时通过艺术加工就形成了雅俗并需、雅俗共赏的文本,民间文学因此便得以历史纵向的长久传承。

中国古典文人叙事诗概说

我国古典文人叙事诗一直不是诗歌发展的主流但是在一定时期会出现高峰,那么,古典文人叙事诗的定义是什么,有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呢?本文主要从这几方面进行探讨。

图文相异:《三国演义》中文人叙事与刻工插图的互动

《三国演义》是世代累积并经过文人加工写定的通俗小说,其中融入了插图刻工的情感倾向与文化思考,呈现出与文本叙事的不一致性。以志传本《三国演义》插图为中心,“图文相异”现象有随意式、延迟式和程式化三种类型。出版商的价值理念和盈利追求、刻工与插图的“一对多”关系、图像媒介的艺术功能以及书籍的传播、读者的接受,都容易使插图与文本之间的“缝隙”放大。明清刻工在某种程度上以自己的叙事方式不断地圆融着三国故事的插图体系,这是传统文人叙述与民间流传故事相互渗透的结果,是三国故事雅俗互动的重要途径。这其中彰显的文人意识和民众心理的融合,合力推动了明清小说的经典化进程。

论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以“连环计”故事为例

文人叙事、民间叙事这组概念针对书面叙事文本而言 ,是在叙事的层面上进行区分的具有文化意味的两种叙事形态。所谓“文人”和“民间”是指虚拟的叙事主体和接受主体 ,其突出的是文化上的功能和意义。从所叙之事和如何叙事两方面着手 ,可以从视角、视域、趣味和结构、程式、修辞、语言对文人叙事、民间叙事加以区别。对某一文本的判断 ,取决于七个方面的综合衡量。这组概念的区分旨在深入了解两种叙事之间的异同和互动 。

《耿村民间故事集》中的一组“聊斋故事＂--兼论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的比较研究

《耿村民间故事集》中有大量与清代文言短篇小说相似的文本,其中的一组异类婚恋故事更与《聊斋》渊源深厚。运用类型学和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对之进行比较研究,可考察文人叙事与民间口头叙事的共性与差异,将揭示出耿村故事在叙事上的文人化倾向:一是很少出现民间幻想故事的重复律特征;二是情节和母题具有文人化特征;三是故事人物的身份呈现出文人化倾向。这些都表明耿村异类婚恋故事很可能是文言小说向民间回流过程的产物。

“因果报应”模式下的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

藉“因果报应”解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半日阎罗”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要内容为：秀才司马仲相（或日司马重湘）被上天拘去代理阎罗之职，审理汉初刘邦冤杀功臣的积案，最后判定韩信等人于汉末投生转世，三分汉土。

文人之“忠”与民间之“义”——桃园结义故事两种叙事的比较分析

本文对元明时期叙及桃园结义故事的1个文人叙事文本和7个民间叙事文本从结义背景、过程、誓词、目的四个方面进行了仔细比较,看出文人叙事是义中有忠,义中有孝,突出的是民间义气之义与儒家义理之义的结合,体现了文人叙事对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视;而民间叙事是义中只见义,突出的是民间之义,体现的是民间叙事对民间义气的重视。文人叙事中桃园结义故事的叙写,体现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融合。就整个三国故事的演变来看,文人和民间都推崇忠义。但文人对忠更痴痴不忘,而民间对义更情有独钟。

市民叙事向文人叙事的回归——《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与《众名妓春风吊柳七》比较探析

《古今小说》中的《众名妓春风吊柳七》改编自《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改编后的文本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话语属性以及主题倾向上与原作都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改动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市民叙事向文人叙事的回归,并且这种回归对文学创作具有双重作用。

传奇的世界——18世纪通俗小说的文人化叙事

与18世纪文人小说创作观念、关注焦点的变化相伴的是叙事方式方法的变化。对话本体制的更直接借鉴,让叙述者更明显地介入小说世界,传奇性时间、象征性空间的运用,具有深刻文化内蕴的时空体的创造,以及具有结构情节和深化主题双层意义的漫游模式的形成,如此等等,都与18世纪通俗小说的文人化、书斋式创作息息相关,成为独具特色的文人化叙事。

文人叙事诗的教法

《石壕吏》等叙事性古诗属于较为特殊的文体,故应采用有针对性的教授方法。这类叙事诗有叙事的冲突性,也有人物的个性,更有诗歌的意蕴。针对文体特征,从叙述视角出发,以冲突为核心,逐层深入,方能感受崇高之美。

民间叙事论纲(上)

民间叙事是指生活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的口头叙述活动 ,主要指他们的艺术叙事。口头性是其基本特征 ,与此相关则有易变、易散失、往往无主名、在流传中发生增删而形成地域性和历史性异文、形式生动活泼、内容反映民众心理、民众思想和趣味、真实反映与自由想象相混杂 ,以及与主流文化既矛盾又统一等特点。民间叙事首先大量地存在于民间文学作品中 ,其次是寄居在文人叙事的文本中。文人的介入使民间叙事经历了一个文本化的过程 ,使民间叙事渐渐从活态的口化之物固化为书面文字。而官方的介入则进一步使某些文本变成了经典。文本 ,包括被经典化了的文本 ,又可以成为民间叙事的新源头 ,成为新的民间叙事的依据 ,即所谓“反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