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兰亭序》与魏晋时代的精神气象——兼及魏晋文人士子生命意识的局限性

一、王羲之与＂名士风流＂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杂艺》中说：＂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电。＂大意是说,王羲之是风流才士,是一个潇洒飘逸而不受约束的名士,世间所有的人都只知道他的书法精妙,反而因此掩盖了他其他方面的才华。

文人士子弃宋归夏现象解析

边防情报是维系国家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文人士子弃宋归夏是导致宋朝边防情报泄露的重要途径。对此,宋朝政府从制度层面做了一番调整,以期达到防范情报外泄、维护边疆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目的。

东汉文人士子的出仕与归隐

中国历代知识分于的共同特征之一是格外重视人文知识,他们的根本目标是明道救世。因此往往把求知的目的导向参预政治、治理社会、反省人生等方面。汉代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开端,封建官僚制度处于生长和发展时期,文人士子对政治有亲近感,两汉政府也确实需要选拔合适的人才为己所用,因此它始终吸引着大批知识分了,形成了以察举制为主体的选官制度。但是即便在两汉这种封建官僚政治蓬勃发展的时代。

以文人士子职业空间为依托的情感教育研究

在从战国到明清时期的传统文化中,中国的文人士子具有基本一致的文化脉络和发展空间。虽然他们的职业生存发展较艰难,但其传奇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人格魅力足以赋予大学语文课堂情感教育新活力。本文以我国古代文人士子的职业空间为依托,通过其情感共振,给予当代大学生超越认知教育的情感启发。

浅析唐传奇中文人士子与妓女的爱情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1]可见小说到唐代开始趋向于成熟。

古代文人士子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在我国悠远绵长、传承广远,是中华民族饱经挫折磨难而形成的卓异生存智慧,也是古代文人士子以“忧劳兴国,逸豫亡身”为人生信条、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价值准绳的重要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品质主张居福安之境、虑危殆之险,倡导备豫不虞、防微杜渐,集中表现为对自我人生状态的深沉反思,对民愿民瘼民疾的深彻忧戚,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深远洞察,对外敌入侵和自然灾害的深执抗争。

佛经文学视野中的唐宋诗学——评《佛教五经与唐宋诗学》

经典是宗教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宗教经典往往兼具宗教性和文学性,既是特定的宗教文化载体,又是异彩纷呈的丰富文学宝藏。随着佛经被汉译后涌入中土,儒、道、释渐成中国传统文化之三大支柱,其经典遂为文人士子所重视和喜爱,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精神食粮,正如鲁迅所言：＂晋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做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1唐宋时期,三教融合成为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

西山退谷与清初文人心态

清初西山退谷文人活跃的时期,即孙承泽隐居此地的顺治十年至康熙十五年期间,也恰好是顺康之际文坛新旧交替之时。退谷虽为皋壤,却与皇家园林一墙之隔。退翁隐居此处,内心深处始终没有忘怀儒家的积极用世的情怀,是入世的隐士之代表。在与之交往的仕人中,吴伟业代表了在仕清与不仕清之间徘徊,内心与外在不一致的具有两面性的名士心态;在与之交往的处士中,朱彝尊代表了文人心态正在逐渐发生改变的时代特征。西山退谷浓缩了顺康之际,希望为清廷服务的心态逐渐占据上风的过程,预示了清初文坛新的时代的到来。

论唐诗中胡姬形象的演变

胡姬作为唐朝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文化交流传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多被唐朝文人士子记载。对于胡姬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酒家胡”、胡姬形象、胡姬与文化交流传播等方面,很少有学者对唐诗中的形象进行一个演进式的分析。本文对唐诗中的胡姬形象演变予以大致梳理,总结出其在唐朝不同时期诗中的特点,并深刻分析其形象演变背后的原因。

元代科举对元代文坛格局的影响

元代统治者用人注重根脚,导致了科举制度文化的断裂,广大士子失去了传统的读书以求功名的上进之路,正如萧启庆所说:'元代用人取才最重世家,即当时所谓’根脚’。此一’根脚’取才制,与唐宋以来中原取士以科举为主要管道可说是南辕北辙,大不相同,元朝中期以前,一直未恢复科举制度,汉族士人遂丧失此一主要的入仕管道。'~①虽然忽必烈多次下诏定制开科取士,但终其一朝,并未能实施科举考试。元代科举至仁宗时才恢复,仁宗朝科举,所推行的科举政策,'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

从唐传奇看唐代士子的婚姻爱情观

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发展的成熟。唐代的文人士子们在相对宽松、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取材于现实生活,进行唐传奇的创作,展现唐代的社会生活。本文通过对唐传奇作品的分析来探讨唐代士子的婚姻爱情观。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梧桐意象

南京的路边遍植梧桐,不少南京人也有着梧桐情节。其实,梧桐不只是南京人的专宠,全国各地都不乏热爱梧桐之人。究其缘由,自古代的文人士子开始便有喜爱梧桐的传统。梧桐在我国古典文学中是常见的意象,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本文将从彰显高格、言说爱情、悲秋感怀三个方面探寻梧桐意象。

学测国文与高考语文书信题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人重视书信的传统源远流长,典雅的书信从形式到内容,讲究＂书记翩翩＂[1],＂文质彬彬＂[2]。回顾传统的基础教育,尺牍课成为读书人的必修功课。一代代文人士子在实践中追求着书信实用性和审美性的统一。在现代语文教育领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书信＂仍占有一席之地。通过对海峡两岸大学入学考试中部分书信题的回首与比较,引起了笔者对书信命题与教学的思考。台湾学测（学科能力测验）作为台湾地区最重要的大学入学考试之一,可与大陆的高考相提并论。

山水文都——清代方志图中的安徽桐城

安徽桐城,春秋时称为桐国,距今已有数千年历史,楚灭桐国后其属楚国。桐城地处安徽省西南部,西依大别山,东临长江,纵贯江淮,素有“七省通衢”之称,扼守由北向南的交通要道,为旧时安徽省首府安庆的北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乃兵家必争之地。桐城是“桐城派”的起源地、江淮文化圈的发祥地,在清代呈现文人士子“言必称桐城”的盛况,享有文都的美誉。

从吴兆骞被遣戍宁古塔看清初文人心态

吴兆骞是清初著名诗人,丁酉科考案被遣戍宁古塔,因其杰出的文学才华和不幸的身世而备受当时文人的关注。吴兆骞因参加科举考试而惨遭厄运,他的命运关乎时代,关乎文人士子的民族情绪和生存境遇。

明清时期安徽地区的关公信仰

《三国演义》作为通俗小说历史演义的滥觞,在明清数百年间经久不衰。目前,学界关于关羽的研究成果颇丰,对关羽信仰传播、普及状况的研究亦多有填补,但尚未见较多有关明清时期安徽地区关羽信仰的研究,尤其是对徽州以外的地区。这一研究缺口与《三国演义》盛极一时,以及关羽本人备受推崇、关帝庙宇遍布神州的状况极不相称。安徽地区物产丰富,水运发达,地近江浙,又为徽商之源,文人士子活动频繁。了解明清之际安徽地区关羽事迹的流变情况,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气,更好地认识关羽所代表的文化信仰对中国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

“明章大中,发露公器”——柳宗元小品三则一探

在同时代的文人士子里,柳宗元尤显君子之风。他既不像韩愈那样致力于求取利仕,也不像刘禹锡后来的一味低声隐忍。他似乎从没有改变自己信仰与初衷,始终要求自己“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即便是屡遭贬谪,也坚定地表明自己“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的立场。他至死不变的对“明章大中,发露公器”的执着追求和“以圣人为己任”的悲悯情怀,使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叛逆者,也成为了后世难以望其项背的大儒。本文以柳宗元的三则不同类型的作品为纲,以一窥其为文风格,一探其为人风骨。

清末“商部两状元”

自隋唐首行科举取士以来,文人士子莫不苦守寒窗,希冀有朝一日中举人、成进士,显亲耀祖。若能幸中状元,更可官运亨通,为世人敬慕不已。但清朝末年,却有两位贵为「天子门生」的状元郎,舍弃仕途,投身于工商事业,他们就是黄思永和张謇。黄思永,字慎之,号亦瓢。江苏江宁人。一八八○年庚辰科中头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之职,后迁至侍读学士,工于书法。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清廷为支付对日赔款和避免西方列强争夺对华政治性贷款的压力,曾试图在国内自行募集款项。一八九八年一月三十日。

三足鼎立 如意呈祥——浅谈“三足如意壶”的创作

古人有云：＂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而＂贵重如珩璜＂、＂贵重如流黄＂、＂赋于雕漆＂皆是体现了紫砂壶自古以来所受到的赞誉。数百年来,宜兴紫砂壶名家辈出、精品纷呈,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和追捧,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制壶艺人精湛高超的制作技艺,还在于历史文化的融入,尤其是将文人士子热爱的诗词、书画、文学、篆刻等等艺术融于一体,紫砂壶才增添了文化气息和人文情怀,

清末民初的中国书画雅集及其变异

在晚清时代,古风盎然的书画雅集,依然为某些文人士子所崇尚。他们既以书画为清高嗜好,又以书画交流为超凡脱俗的雅事。1851年成立于上海西城关庙的萍花书画会,即是典型的雅集。此会初创时名为萍花诗社,后来由以诗会友转变为以书画雅集为主。由吴宗麟发起创办兼主持人,顾梦芗、俞少甫任社长。从吴宗麟的《萍花社雅集图》题记,便可大致想见书画雅集的活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