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与文人篆刻、文人画

董其昌作为明代书画界杰出的代表人物,其突出的艺术造诣一直为人们广泛关注。本文以董其昌对文人篆刻的推崇和对文人画的贡献为切入点,论析董其昌在这两方面对后世的影响。

篆刻史探源溯流的最新力作——评朱琪《小道可观:中国文人篆刻》

朱琪是当下篆刻研究领域中成果斐然、活跃度极高的青年学者。《小道可观:中国文人篆刻》是他的第七本书。该书由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孙慰祖作序,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白谦慎题签。全书洋洋洒洒46万字,极具研究价值。“中国文人篆刻”这一概念的提出与被认同其实离现在并不久远。1980年出版的方去疾《明清篆刻流派印谱》一书流布极广、影响深远。因此,今人论及篆刻时多以“流派印”或“明清流派印”来指代。

“印宗秦汉”创作观与明清文人篆刻

明末清初,由于大量集古印谱印行于世,肇始于元代的"印宗秦汉"印章创作观,被文人篆刻家全面接受。这造就了这一时期文人篆刻对秦汉传统的全面复归,但此时的篆刻创作还存在着对古代印章原型的简单认识和模仿的弊端。清中叶浙派的崛起,标志着文人篆刻实现了从对秦汉印的形式摹拟到精神实质把握的跨越。历史地看,明清文人篆刻创作不断深入,丰富和发展着"印宗秦汉"创作观,并为清代中晚期"印从书出"和"印外求印"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一部系统研究文人篆刻流派史的力作——评《徽派篆刻》

《徽派篆刻》一书对徽派篆刻的名称、名家与其他几大流派的关系等作了穷尽性的描述,观点新颖,资料详实,论证严密,是一部填补中国文人篆刻流派史研究空白的力作。

文人篆刻审美观念的先导——试论宋元篆刻的美学意义

宋元时期的篆刻在中国篆刻史中处于承前启后的阶段,宋代有不少文人参与篆刻实践,元代尤甚。文人的参与使当时的篆刻融入了新的血液,他们编印谱,总结篆刻理论,使篆刻增加了文人的审美观念与思考,并引导了印学以汉印为正宗的审美观。

文人篆刻在标志设计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为探寻标志设计的民族性与文化性,挖掘文人篆刻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潜力。文章就文人篆刻与标志设计的融合展开探索,运用桌面调研法和实例分析法对二者内在的关联进行分析,深入探究文人篆刻艺术中蕴含的设计美感。以设计学角度从文人篆刻形式美法则中挖掘出对标志设计有意义的相关元素,提炼出文人篆刻在标志设计中的创新应用方式。文人篆刻艺术在标志设计中的创新应用,不仅延续了文人篆刻的艺术生命,使作品极富民族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进一步为标志设计的创新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思路。

文人篆刻流派的先导——文彭

隋唐以来,印面内容多为九叠文,过强的装饰性已然没有了秦汉印的古朴,篆刻艺术逐渐走向下坡。在此情况之下,文彭最先倡导学习古法。文彭发现治印新材料——灯光冻石一事,打破了文人只篆不刻的局面,篆刻不再只是工匠们的专属。

篆刻史的文化形象——读朱琪新著《小道可观:中国文人篆刻》

我在三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认为:“现代阶段上对于印学的研究,尽管一直有人在陆续地做,但相当时期内始终是一个很不景气的领域。无论相对于书学还是画学而言,都显出明显的失衡。”三十年过去,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变。无论古玺印研究还是篆刻艺术研究,这些年加速融入当代学术理念和相关学科的成果,由旧学脱胎为一门具有明确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科学研究方法的现代新学。

简论元明文人篆刻字法观

元吾丘衍《三十五举》说: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①汉、魏印章,皆用白文……自唐用朱文,古法渐废,至宋南渡,绝无知者,故后宋印文,皆大谬。

文人篆刻的兴起之路

一宋代文人对印章及其使用规范的关注明代以前,文人们就已经关注到了印章,而且开始使用印章,将其从社会层面的应用,引入到艺术鉴赏、艺术创作之中,斋号印的出现、藏书印的流行、书画鉴藏印的广泛使用,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无论如何,那时的印章依然是作为凭信工具的,文人们对印章的关注,也首先是对其凭信功能的重视,对其独特的外在形式以及呈现状态的关注。

明代文人篆刻“印宗秦汉”取法研究

一、秦汉印与赵孟“古意”说秦汉时期作为实用信物的印章呈现出文字架构适合外部形式,字体取法方整有力,以玉、金、铜等为载体的审美特点。秦汉印具有以手工方法展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所构成的统一多变文字的特征,是一门承载传统文化底蕴、以篆写刻琢为手段、揭示篆刻家如何在有限空间内表达无限意蕴的独特的金石艺术。秦汉印的形态相对统一,文字结构相对稳定,这使秦汉印被后世广泛学习成为可能。秦汉印给明代文人篆刻的兴起带来内在的精神支撑和形式启迪,促使明代文人篆刻拥有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明代文人篆刻的生成与印人的文化活动

很高兴在这次中国印文化大展期间,和大家来研讨一些延伸信息,着重点是我对于文人篆刻发生的一点新想法,把一些结论和支持这些结论的基本材料跟大家谈一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篆刻界出现了一阵理论探讨风气,文人篆刻的生成问题就是这个阶段被提出来的。韩天衡先生是最早发表对此论述的。他指出的几点成因建立在唯物的基础上。物质条件在古印转换为文人篆刻发展方向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篆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文人篆刻考辨

明代是文人篆刻艺术兴起和繁盛的重要时期。当代的考古发现和文物部门征集,收获了不少明代文人使用的印章实物,是研究明代篆刻艺术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故宫博物院新近编辑出版的《故宫藏名家篆刻集萃》一书,披露了院藏明代文人篆刻三件,对于篆刻艺术史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文章对这三方印章进行细致的考证与分析,钩沉、补充了明代篆刻家汪涛、舒竑两位的相关资料。并对陈炳篆刻及其生卒年、生平事迹进行了详细考辨,指出其活动为清代而非明代,纠正了印章实物的断代错误,进而弥补了以往印史研究的阙漏。

晚明尚“奇”的审美风尚与文人篆刻的残崩美

晚明文艺思潮是在晚明特有的政治、经济背景与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尤其是思想文化的影响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晚明社会文化中出现崇“奇”、尚“奇”的审美思潮,也就是在这一尚“奇”的审美观念影响下,晚明文人、篆刻家、书法家也开始趋向尚“奇”的审美风尚。他们把目光转向秦汉印章的那种残破痕迹,视之为“奇”迹,并把这种残破视为文人篆刻家企望的艺术特质,显然追寻残崩之美已成为晚明篆刻家尚“奇”的一种时尚。

晚明尚“奇”审美风尚与文人篆刻的残崩之美

晚明文艺思潮的出现是晚明特有的政治、经济背景与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尤其是思想文化的影响起着关键的作用，短期内在晚明社会文化中出现崇“奇”、尚“奇”的审美思潮，也就是在这一尚“奇”的审美观念影响下，晚明文人、篆刻家、书法家也开始趋向尚“奇”的审美风尚。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秦汉印章的那种残破痕迹，视之为“奇”迹，并把这种残破成为文人篆刻家企望的艺术特质，显然追寻残崩之美已成为晚明篆刻家尚“奇”的一种时尚。

文人篆刻刀法观的三种取向

文人篆刻刀法观的本质是对“笔墨”的追求，由于印家对此的不同理解以及在刀法实践上的差异，形成了三种取向：以宋元为尚；以秦汉为尚；以书法为尚。从三宗的成功实践与理论支持中，证明了刀法的独立价值。反观这一历史脉络，对后学者的篆刻艺术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

“停云”牙章--文人篆刻前夜的流光

中国传统文人奉行的"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使得印章制作历来被视为余技、末技,文人们不屑为之。但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加上文字独特的魅力,文人们逐渐参与到印章的制作中,进而改变了印章作品的艺术面貌和内涵。印章便由工匠制作进化成"文人篆刻"。

从赵之谦篆刻作品拍卖的“惊艳”表现看文人篆刻的市场前景

作为晚清艺坛的重要人物,赵之谦的篆刻作品近些年的拍卖价格突飞猛进,令人“惊艳”,其成交价格更是创造了文人篆刻的最高纪录。本文通过简单梳理近数十年来赵之谦篆刻作品在艺术市场的拍卖数据,证明赵之谦的印章价格一直呈较快的上升趋势,这与赵之谦的艺术成就、作品数量多少等诸多因素有密切关系。赵之谦在篆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赵之谦篆刻在当今艺术拍卖市场的成功,对今后文人篆刻艺术市场的发展前景有着积极影响。

涉陶篆刻图像的缘起、发展与文化意蕴

中国古代篆刻艺术中存有数量可观、内容丰富、艺术成就斐然的涉陶“篆刻图像”,值得跨界论陶者关注。涉陶篆刻图像缘起于文人篆刻,主要见于明清文人及书画、篆刻艺术家的闲章艺术。涉陶篆刻图像的发展揭示了历代文人的慕陶情结与隐逸情怀,历代刻陶艺术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文化意蕴,都有待深入研讨。

邓石如印学思想及篆刻实践研究

清代中期,以邓石如为代表的皖派在印坛崛起,他将自己独特的书风融入篆刻之中,形成了以讲求笔意,追求线条丰富变化与内在韵律的"印从书出"创作观,改变了浙派后期因固守刀法而陷入"印中求印"的程式化篆刻创作。虽然邓石如在篆刻实践上存在因篆法缺陷而显得过于疏离秦汉古印传统的一面,但作为邓石如的追随者,吴让之则在技法层面丰富和完善了邓氏的印学思想,并对清代中晚期的文人篆刻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