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文体困境——从新近发现的长篇残稿《来的是谁?》谈起

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辍文学而治文物,常被视为政治环境压抑作家创作自由的典型个例。实际上,《边城》已经耗尽了作者的"牧歌"曲谱,沈从文已面临"抽象的抒情"的困难。由于社会的动乱纷杂,再加之沈从文身份由"乡下人"到"土绅士"的转变,他已经难以保持明澈恬淡的心境来建构湘西的"人性小庙"。《长河》的未竟,除了国民党书刊审查制度的外因,"牧歌"文体和"史诗"文体之间的冲突,应该是其断章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1971年沈从文"地下"写作长篇章回体小说《来的是谁?》。这篇有意避开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家族史兼地方史",也以只完成楔子而告终。从新近发现的长篇残稿《来的是谁?》,追溯沈从文《边城》以后的创作,发现沈从文《边城》之后,一直纠缠在文体僭越的困惑之中。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张兆和堂兄张鼎和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搁浅以后,沈从文觉得自己难以完成从"牧歌"到"史诗"的转变,而这一时期他的文物研究影响却逐渐扩大,他最终把文物研究当成后半生的职业。因而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辍文学而治文物,并不是斩钉截铁式的突然完成,这个艰难的转向过程,一直持续到1971年写《来的是谁?》。

经典化的难题:民国国语文教科书戏曲类选文研究

近代以来戏剧与启蒙教育的结合历来是研究重点,但现代学制教育体系中的戏曲选文却少为人关注。新教科书中戏曲选文的晚出与“厚古薄今”的遴选倾向,悖论式地展现了此时戏剧史观与文学进化观的内在逻辑紧张,揭示出古典戏曲经典化问题与现实文化话语权力的交织。而更为具体的难题还在于如何将戏曲伦理教谕内涵和文/曲体特征分别对标现代公民教育和国语文教育的要求。赋予古典戏曲时代性的阐释和“白话”“活语言”等诸多新文体标签,并不能弥合两者间的裂隙,相关解决策略以及其中的张力与矛盾,亦成为中国戏曲研究现代学术转型与现代戏剧学科创建中的重要问题点,其影响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