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超越:从汉赋看文体嬗变的规律

汉赋作家强烈的侍从意识、对成功赋作的盲目崇拜心理、汉代经学的陈陈相因思维模式和对诗骚美刺叙志文学传统的全盘接受，是造成汉大赋模拟成风的主要文化因素。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造成汉赋模拟的文化土壤的渐次消失，汉赋创作在体式上和题材上出现了超越，由汉大赋的兴衰不难窥见中国文学史上文体嬗变的规律：文体自身的逐渐呆滞和文化风尚的不断改变，是一切文体嬗变不可或缺的内因和外因。

20世纪初东北小说的女性想象与文体嬗变——以《盛京时报》报载小说为中心

文学是时代景象与精神的生动记录和写照,小说中的想象在社会、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与时俱变,主导着小说中形象的塑造。20世纪初东北小说中的女性想象亦是如此,具化在作品中的形象承载着时代对女性的期许,也透露了蕴含在这些形象中的社会思想况味。此期东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划分为:西风东渐的世界大势之下的西方先进国家的女性,她们有着成熟的个人意识,追求实现个人价值,自给自立自强,有着沟通中西、引新入旧的作用,寄寓了近代中国社会和女性进步的目标;善良隐忍、多苦多难的传统女性,她们的思想意识、社会地位受制于传统宗法伦理规范,大多没有独立的经济、社会地位,她们的形象仍集中了比较多的牺牲况味;现代启蒙进程中向新而在、面相复杂的新女性,她们在现代启蒙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对时代潮流做出了积极应和。对于形象的个性化创造影响了小说文体变化,尤其是推动了叙事中对于塑造人物的各种关系的探索,与传统小说文体相较,有了更多的复杂性和深广度。这些探索有益于呈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深入认知20世纪初东北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汉代经学与文体嬗变

本文把经学看作一个由经典文本、经学取士制度、经学学术活动及学术观点构成的完整体系,从三个方面分析汉代经学对文体发展的影响。首先,经典文本包含多种文体因素,汉代作家更是有意识地学习经典进行创作,致使赋、颂、诔、碑、铭、箴等文体都与经典文本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次,在经学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体,诸如序、记、传、说、笺等,其中有些文体逐渐脱离了解经的形式而发展成为独立的散文文体;另外,经学的学术辩论、经学之士的交游等活动也对某些文体的产生和变化发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李商隐在诗词文体嬗变中的作用

李商隐提出的富有个性解放色彩的文学主张和崇尚绮丽的审美观为词体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李商隐诗歌的内容、语言、表现手法和感情基调都对词产生了明显影响。

论沈祖棻创作的文体嬗变

沈祖棻一生创作历经四次文体嬗变,这种嬗变既受到时代风气的熏染,也与作家独特的生活道路和个性气质有关。而且,文体的选择和变化,充分体现了作家创作上的独创意识。

文体嬗变:清后期戏曲评点的新视点

中国古代戏曲具有较为稳定的文体规范。清代后期,戏曲文体形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脚色、宾白、开场、收场为对象的评点反映了戏曲文体形态的新变。评点家注意到戏曲脚色体系的失衡,对脚色的有意添补和随性铺设予以评述,其评点成为戏曲脚色制度异变的直接阐释。宾白篇幅普遍增长,并出现了诸多纯白之出,"声口""演出""叙事"等成为宾白设计的参考因素,戏曲评点诠释了宾白艺术的提升态势。戏曲开场、收场形态的新变也引起评点家的密切关注,其创新的形态、意义等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评述。"评点"阐述了戏曲文体形态的嬗变轨迹,对我们认知中国戏曲文体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日近代语言变革运动与翻译小说的文体嬗变

中国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和日本“言文一致运动”是中日近代思想文化转型的重要着力点——即语言形态的现代性转化。从微观层面看,日语小说的译介是中国近代语言变革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导火索,同时中日翻译小说的文体也能反映出中日近代语言变革运动的历史痕迹。中日两国的翻译小说有三种较为相似的文体,且呈现出类似的文体嬗变轨迹,即“汉文直译体”/“文言体”向“雅俗折衷体”/“文白参半体”过渡,最终确立“言文一致体”/“新白话文体”。三种文体的嬗变轨迹并非呈现线性展开,而是在并存、悖离、融合之中显露出总体的发展态势。这种文体嬗变轨迹的生成以及两国语言变革内核的差异,是由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所致。

在纪实的空间里奔突探索——新疆新时期报告文学文体发展嬗变研究

"时政报告"向"人文报告"的渐次演变衍生出新疆新时期报告文学不同的文体;重铺叙、好议论、善抒情,新疆新时期报告文学具有强烈、鲜明的吟咏性;新疆自然状貌、历史概况、民俗风情作为新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重要叙述对象;宏放、粗犷、壮美是新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一种格调。

20世纪新诗家国书写的文体流变与时代特色

诗歌是时代的精神镜像,在中国新诗百年探索的背景下,细审各时期家国书写的代表诗篇,在相同题材中把握现代汉诗的语体风格、文体流变、诗艺追求,探寻不同历史阶段国人的精神特质和时代对诗歌功能的特定吁求。辨析各时代家国主题同中有异的艺术表达,感受不同时期的文学品质、主流精神、审美取向和社会思潮。通过对经典国族诗歌的辨认,探寻家国抒写得以发生的内在诗学冲动与历史机制,为现代汉诗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路向。

政治化、著述化、艺术化——论中国近代文人日记的文体嬗变

中国近代文人日记异常宏富,日记作品繁多,长篇巨制不断涌现,形成独特的'日记学'气象。中国近代文人日记文体的衍变与中国近代化同步,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其繁盛气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日记文体的政治化、著述化、艺术化等多种因素融合、重构的结果。所谓日记的政治化主要是指使外日记下的国家政治权力对日记写作的植入;所谓日记的著述化主要是指游离于主流意识之外的文人把日记写作著述化、学术化。日记的政治化与著述化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它们都丰富了中国近代文人日记的文体写作,加强了日记文体的'量变';日记的艺术化导致日记向日记体小说、日记体散文的'异变',是日记文体的'质变'。同时,日记的政治化、著述化是日记艺术化的基础,日记艺术化是日记的政治化、著述化的升华。

现代审美精神的张扬与新的文体意识的崛起——“第四代”报告文学作家创作论

“第四代”报告文学作家大都是生于新中国,长于十年动乱,经历过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等社会剧变。他们打破了一元化的政治观念和单向度的思维习惯,力求从不同的视角去探照人与社会深层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思其中的历史根源、现实本质及其多重意义。他们以更富有现代意义和创造精神的探索与实践,推进了报告文学的文体嬗变与发展,在强大的叙事张力中,实现其蕴涵深刻的思情价值,并呈现出学理化特征,形成独特的文体风格。

体以气变:永嘉南渡与两晋论体文的体制嬗变

晋代的论体文在永嘉南渡前后体制颇异,永嘉之前的论体文大多篇章宏大、辞采丰缛、内容祖尚庄老玄虚,永嘉之后的论体文则篇章渐趋短小精省,辞采渐趋简约清丽,内容亦转向批判虚妄放诞的质实。考其嬗变原由,晋代论体文的体制嬗变实为永嘉之乱这一历史事变在文学领域的延伸,文章体制潜在变迁与国家、时代之气脉息息相关。

“今之乐犹古之乐”说的接受维度探析

孟子与齐宣王论乐,旨在倡导'与民同乐'的仁政思想,而'今之乐犹古之乐'说,并非其刻意提出的理论主张。因孟氏未有专门的完整的论证和辨析,此说留给后人颇多争议和阐发的空间。对于孟子的'今之乐犹古之乐',宋人多从史学与理学的角度加以否定。而到了元明清三代,则基本以赞同性观点居多。在肯定今乐的价值上,赞同派存在复古乐与重今乐这两种不同的倾向。前者是宋代之后儒士在制礼作乐、文人在诗词曲创作与批评时所秉持的一种非常主流的传统的观念,其复古的理念与诉求其实与否定派是一致的,只是途径不同;后者则为今乐(包括诗词曲在内)的独立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赞同派的这两种观念的影响下,孟子的'今之乐犹古之乐'在诗词曲论中几乎被视为毫无疑义的定论,以道理论据的形式被广泛援引。

论文学里的“半”字体

文学里的“半”字体，是指两种相互吸引、相互排斥的毗邻或对立文体，在它们交接和融合的中段，出现的一种具有双方面因素且大致平衡的“中间”状态，一种“亦此亦彼”的文学体裁。向来的文体分类，只讲区分，不讲联系，以避免体我的混淆和维护体裁的纯洁，事实上，在横向的“原种”文体之间并没有壁垒，在纵向的“新旧”文体嬗变之间也没有鸿沟，它们总是相互沟通和渗透，于是千可避免地出现一种“半”字体，这是客观的存在，常见的文学现象。

关于清代散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令人论曲，多侧重于元代，而对清人散曲，则较少染指，抑或论及，亦总以“低调”品评。本文对清曲研究中几个分岐颇大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清初和清末散曲中众多发自胸臆，气势恢宏的爱网篇章所焕发出的思想光辉，绝非元人敞曲所能企及，而论消曲者，对此多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有失偏颇；提出清代散曲应分为三期之说；不同感将清曲的衰微归之于官方“曲体卑下”观的论点，阐明了导致清人散曲衰微的主要原因，乃是散曲本身内在机制的变异和文体嬗变之规律，首次深入地论述了清人崇尚绮丽和骚雅风气，形成与元人俚俗和本色大相径庭的“曲美观”。强调一代有一代文学之个性，后人论曲，应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观照每个时代的作品。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对有清一代散曲作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评价。

簡帛筆記二則

本文主要討論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與上博楚簡《詩論》中“氏”字的釋讀有關,包括“氏”與“侯”的通假及支、歌、侯三部的膠葛,并附帶論述了“氏”字的省略與文體嬗變的關係。第二個問題是討論尹灣漢簡《神烏賦》中“欋梀”一詞的釋讀,認爲“欋梀”當讀爲“懼悚”,即古籍中常見的“觳觫”。

唐词的风人之旨

唐词，主要是中唐文人词，具有浓郁的诗化色调，它与诗总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牵连丝缕，于是时人将之称为诗之余，视为“诗”之“余事”、“余波”；词人亦谓之“曲子诗客”。看起来，这好像只是一个单纯的名称词语，其实于它背后，包含育深层文化背景与特定审美意蕴，暗示了诗向词这种文体嬗变代兴的血缘关系。中唐善词者如戴叔伦、韦应物、王建、刘禹锡、白居易等，

对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几点辨析

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目的是向知识的客观性与语言的稳定性等传统观念提出挑战。它的兴起,使得人们对进步的信念、历史时代划分的方法、个人能知能行的观念都产生了疑问。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是一个客观事实,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是这样。与此同时,还应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在国内外近年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批评日渐增长。既然如此,就要对其进行研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回答。本刊这里发表的四篇文章并不代表编辑部的立场,仅希望能引起各界读者的更多关注,展开深入的讨论。

诗歌·音乐·音乐文学史——先秦两汉诗歌史的音乐文学研究法

近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和编撰工作渐渐摒弃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重理论探讨、轻研究应用的弊病，显露出创新、务实的新气象，一系列个性鲜明、方法独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专著纷至沓来，令人鼓舞。其中较为显著的文学史研究方法有民族精神史、作家心态史、社会文化史和文体嬗变史等。如果按照美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韦勒克和沃伦等人的文学研究观念来看，其中大部分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只有文体嬗变史研究可归于文学的“内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