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朝政治与衍圣公文体观念形成

政治对作家文体观念在内的文学观念有直接影响。清康熙朝时期,衍圣公孔毓圻文体观念深受朝廷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重视诗的交流沟通价值;第二,强调诗达意即可;第三,提倡雅正之音,强调诗的教化功能;第四,诗为“绪余”。

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论要

文体观念可以通过诗文评、目录学著作、经书、史书、子书、诗文等文本形式直接表达,也可以通过创作实践、文献编纂、礼乐仪式、政治制度、文体概念、文献称引、语言文字等得到间接反映。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主要包括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史研究,文体批评史研究,文体分类史研究,总集、选本、类书、丛书编撰研究,分体文体观念研究,专人文体观念研究,专书文体观念研究,具体文体观念研究以及文体观念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互动的研究。以文体观念为研究切入点,可以彰显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学科意义,贯通文体观念发生、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并拓展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范围。

塑造善政:苏轼的诏令文体观念

塑造善政是苏轼显著的诏令文体观念。从文体的基本功能看,苏轼认为诏令是善政的载体,将《尚书》中贤君的叮嘱与播告视为代替刑罚惩戒的仁德之举,并在元祐年间担任两制词臣时对宋廷好生恶杀的施政理念和规则法度进行了充分阐释。从文本的生成过程看,苏轼认为诏令并非君主的独断,而是不断采纳官僚士大夫的建议。他将元祐朝臣对仁政的普遍期待转化为体恤民生的系统论述,丰富了诏令的善政内涵。从文章的传播效果看,苏轼看重诏令颁降的实效,强调将君王的仁德准确传达给臣民,让各阶层充分参与并有所行动,共同推进善政。

论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

"文体观念的发生"是中国文体学史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文体观念发生的标志,在于人们清晰地认识并重复使用了某一文体体制的特点,或者说,在于对文体自身形态自觉意识的出现。最初的文体观念,是在文体运用或对文体的明确命名与称引中体现出来的。文体观念并非瞬间发生、一次完成的,往往是一个复杂、含糊甚至反复的过程。早期文体特定体式的重复出现,大致有功能性重复与艺术性重复两种情况。在制度设置中所发生的文体观念,是在制度设置之初就被规定、被约束的,伴随制度的设置与实施而发生。中国早期的文体谱系观念的发生是基于礼仪、政治与制度建构之上的,许多文体功能、文体类别是从文体使用者的身份与职责延伸而来的,与之共同构成文体谱系。由于早期的文体写作具有强烈的实用性,礼制的规定也就成为文体写作的重要标准,从而直接影响相关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由于受到礼学的影响,非常强调仪式感和秩序感,因此中国早期不少文体形成一种庄重、敬畏、虔诚甚至是神圣的特殊况味。

东汉迄北宋官修目录“小说家”文体观念之转变——兼论《史通·杂述》对《新唐书·艺文志》的影响

东汉迄北宋,官修目录"小说家"所收作品完成了由"稍错以事"到"叙事为宗"的转变。这一文体观念的转变,由刘知几首倡,至欧阳修基本实现。他们的观点主要见于《史通·杂述》及《新唐志》。前者对后者,在如何评价小说地位、阐释小说属性以及增删"小说家"目录所收作品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

开放的文体观--刘勰文体观念探微

对刘勰文体观念的探讨,通常的路径是从体裁和风格这两个概念出发,作平行的研究。事实上,由人体概念引申出的"体"的整体性和直观形相性是刘勰对文体认识的基础。在刘勰看来,文体不是某一因素所能决定的,而是情志事义和辞采宫商等形式因素的有机统一,是文体客观规范与作者主体情性的对立统一,是体裁和风格的交融结合,正是在这多种关系的辩证把握中,刘勰完成了他综合性的辩证的文体观念建构。刘勰这样的一种文体观念架构,因其指涉意义广泛,使中国古代的文体论具有向多种路径发展的可能和潜力,而成为一个包容能力极强的开放系统。

汉代文体观念论略

除个别著作外,汉人对文体的认识和观念相对缺乏集中、系统的阐述,而在创作实践中却往往流露出不自觉的文体意识。四言雅颂体正体地位的确立及其在诸种文体中的渗透、摹拟文风的盛行以及汉人在辞赋创作中对"丽"的追求,均是考察汉代文体观念的重要侧面。在汉代,文体规范的总体标准为"雅正"。魏晋以后的文体论者,正是在汉人的基础上肯定和发展了"丽"的概念,并逐渐将"雅丽"树为理想文体的审美标准。

历史与小说的互文——中国小说文体观念的变迁

中国古典小说与史官文化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从历史与小说的互文中,可以发现中国文言小说文体观念的形成过程,就是从史官文化中逐渐分离并走向独立的离心过程;与此相对应,中国白话小说文体观念的形成,则经历了由民间文化的独立形态向史官文化靠拢的向心过程。史官文化作用于中国小说文体,不仅塑造了中国小说特殊的“真实”观念,其驳杂的文体形式亦是史官文化在小说中的间接反映。

“以文为诗”之争:唐宋诗文文体观念衍变的个案

唐宋时期,在古文运动的背景下,诗、文分体观念催生了"以文为诗"之争。因诗歌观念、诗体形式的差别,韩愈"以文为诗"主要表现在古体诗而非近体诗之中。从司空图、欧阳修到北宋后期,对"以文为诗"的认识不断明确、深化。"以文为诗"之争促使人们对韩愈诗和宋诗的特色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促使了诗歌美学的进一步发展。

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与文体演变

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一开始就表现出文体上的自觉与成熟,注重散文文体建设;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散文观念的偏差与文体意识的失落,散文文体发展也面临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散文观念的多元化倾向,散文文体体式呈现出多种多样。中国现代散文文体的演变轨迹不仅清晰可寻,而且体现出古今文学的历史传承与现代性延展的整合性。但就目前研究情况而言,对其进行整体、系统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和粗放。鉴于此,本文从古今文学的传承与演变,散文的模糊混用与清晰划一,散文的坚守与破体,以及散文的审美性与自由性等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散文在百年演变过程中的不同文体观念、文体形态、文体特征和文体精神,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散文史做出新的阐释。

韩少功小说文体观念与文体实验刍论

韩少功既是文体意识的自觉者,也是文体实验的先行者,其代表作《马桥词典》和《暗示》,作为中国当代文坛小说文体实验的范本,充分显示了韩少功小说文体观念与其文体实验之间的内在关系。

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

现代译诗不仅在中国新诗理论先行的情况下率先实验了新诗的文体主张,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历史上不断地验证并完善了中国新诗的文体观念。从语言、音律、形式以及风格等方面考察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一文学现象发生的原因,将有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

论记体文文体观念的演进

从六朝、唐代、宋明3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创作概况探讨记体文文体观念的演进,表明不同的社会阶段,文人对记体文的观念存在明显的差别:六朝时期,虽有记体文作品存世,却没有创作的自觉;唐代出现了记体文创作的自觉,但尚未建立相应的文体理论;有宋以降,人们在继续写作记体文的同时,还表现出理论认识的自觉。

近四十年(1978—2018)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文体观念是一种内蕴丰富的思想系统及理论范型,其在涉及文体学之方方面面的同时,更关注文体观念的形成发展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及文学思潮的关系之揭示,从而对中国古代文体衍生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影响作出深度阐释。目前文体观念研究还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中的一个较为薄弱环节,尚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论著,故而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史研究可以适时地弥补这一学术缺憾。在对新时期四十年以来中国古代文体学、文体观念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与综述的基础上,全面探究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这一学术论题的研究方法、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进而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形成论题的内容框架和结构体系。

论萧统文体观念的三种面向

作为一部影响深远的文学选集,萧统《文选》及其序言涵括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观念的三种主要思考方向,即:追本溯源、分类细化、专门化,因而在这一时期的文体发展进程中很有代表性。

澳门现代文学各文体观念的演变

温和、宽厚、包容是澳门文学的主要品格,也是各文体观念的品格。无论是诗歌、散文观念,还是小说、戏剧观念的演变都是从现实主义的单一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发展,但每一文体又各不相同,自有其独特的观念演变轨迹。未来的澳门各文体观念将会越来越成熟。

论韩孟诗派的思想倾向与文体观念

论韩孟诗派的思想倾向与文体观念许总在唐代文学史上，文人群体组合现象甚为普遍，若就其组合的基础——思想内涵的深刻性与理论主张的鲜明性——比较而言，则无疑以韩愈为核心的文人集团表现最为突出。然而，以韩愈为领袖与核心的文人组合；却明显地分为古文运动与韩孟诗...

宋人视域下的笔记小说文体观念考察——以宋人所作笔记小说序跋为中心

宋人所作笔记小说序跋涉及对笔记小说的文体认知、文体功能、文体特点以及发展史等层面的看法与理解。在文体认知层面,题写撰作序跋的宋人,往往继承“小道可观”的传统小说观念,把笔记小说归属为子部“小说家类”,对其文体属性具备一定的感知与体认;在文体功能层面,宋人所作笔记小说序跋相关阐述更为突出,认为笔记小说具备资治体、寓劝戒的教化功能,补史阙、备遗忘的史料保存功能,广见闻的博物功能以及供谈笑、消遣的娱乐功能;在文体特点层面,认为笔记小说在编撰成书、内容题材以及著述体例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特点;在文体发展史层面,宋人所作序跋认为笔记小说自有其历史发展过程,且深受笔记小说传统及典范作品影响,与子部“杂家”、史部“史家”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看明清野史的文体观念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清代官方名义修撰,代表着官方的学术思想,收录了很多野史,并做了中肯的评价。笔者针对其中野史的相关资料做一探究,揭示清代官方对野史的评判,同时,阐释野史这一文体的意义。

晚明宋人题跋文的选评及其文体观念

与前代选本相比,明代文章总集体现出明确的题跋文体区分观念。尤其是明代万历年间至明末清初时期,苏轼、黄庭坚的题跋文被多部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的选本重点关注。晚明宋人题跋文的选评状况反映出苏、黄二家题跋并举的经典化形态。考察晚明选本中苏、黄题跋的体貌特征与表现方式,既有助于深入发掘宋人题跋的艺术价值,对于晚明题跋文体观念的认知亦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