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文体诗”赏析

优秀古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它聚严谨、纯粹、精微为一体;纳山川、人物、意境于一身;熔艺术、音韵、真情于一炉,可谓尽善尽美。不仅如此,它还有无限趣味,最典型就是回文体诗。回文体诗起源于魏晋时期,一般只能全首回读。随后逐步发展,到南宋时期,被称文诗坛双璧之一的张孝祥首创上下句回文,如诗:

“回文体诗”赏析

优秀古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它聚严谨、纯粹、精微为一体;纳山川、人物、意境于一身;熔艺术、音韵、真情于一炉,可谓尽善尽美。不仅如此,它还有无限趣味,最典型就是回文体诗。回文体诗起源于魏晋时期,一般只能全首回读。随后逐步发展,到南宋时期,被称文诗坛双璧之一的张孝祥首创上下句回文,如诗:

《春晓》五种英译本分析——“以诗译诗”还是“以散文体译诗”

中国古诗由于其独特的音律和句式特点，历来是译界的难题。关于古诗翻译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诗译诗”，即保留原诗的风格，特别是韵脚；另一种是“以散文体译诗”，即放弃原诗的形式，只传达原诗的意。本文通过对《春晓》五个英译版本的对比，发现“以诗译诗”更能表现中国古诗的关，因此更适合古诗翻译。

从文献到文体 从接受到创作

本文主要揭示了（诗经）定本形成后，“诗”由文献还原为文体，“志”由接受观念回归到创作观念的变化轨迹。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

“诗言志”新论

“诗言志”作为先秦诗学观念一个体系,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献诗陈志”,这是文体诗的创作理论,产生于《诗三百》形成的时代。其二,“赋诗言志”,这是对文献《诗》的接受理论,时代自春秋开始,其例在《左传》、《国语》中屡见不鲜。其三,“以意逆志”,这也是对《诗》的一种接受,但要求对原诗全篇大旨进行总体全面的把握。荀子对先秦诗学观念进行了总结,他确认“诗”是“言志”的文体,其所作《佹诗》、《成相》与屈原所作《楚辞》,是“作诗言志”的典范,标明人们将文献《诗》还原为文体的诗,接受意识开始向创作意识转化。

翁显良汉诗英译思想评述

在汉诗英译方面,翁显良是改译派的代表译者,其诗歌翻译思想内涵丰富,特别是他以散文体的方式翻译古诗,在我国译界可谓独树一帜。该文对翁显良汉诗英译思想作了简要的回顾与评述,并结合李白诗歌《田园言怀》(翁译本)浅议其诗歌翻译的思想实践,旨在探索翁显良诗歌翻译思想对汉诗英译翻译研究与实践的价值与意义,进而为中国文化传播与中西方的跨文化交流提供可借鉴的方法。

中国古典诗词英译的三种策略

诗歌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由于其高度的审美价值,使得诗歌的翻译成为翻译实践中一座可望而难及的高峰。要在译文中尽可能的保存诗歌的审美价值,散文体译诗、创造性转换和"意""形"兼顾的韵体译诗是追求诗歌翻译经典过程中行之有效的指导方法。

《仓央嘉措秘传》的汉英译本比较研究

本文从翻译批评理论的译本比较评析角度出发,对《仓央嘉措秘传》的汉英两个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从翻译策略来看,中外译者对同一文本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英译本全译与汉译本摘译策略的运用以及对英译本散文体译诗与汉译本以诗译诗策略的运用之上。文章还就译者运用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祝辞献给建国50周年

将下列诗句末尾一个字连接起来读,即是献给建国50周年的祝辞和对广大读者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