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体谱系中的“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是一个颇具文体学意义的概念。从其生成、发展、演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走过了从寄生文体到独立文体的创造之路。经过几代学者、作家从理论到实践的努力,形成了具有独立文体意义的短篇小说。小说或者短篇小说是否文学的问题,向来意见分歧较大,梁启超提倡的“新小说”,试图将中西方文体融为一体,重新定义小说在文学中的位置。胡适、鲁迅的出场,带给短篇小说新的特质。有关小说是否文学的问题,也体现在相关机构的职能及其对待小说的态度方面,教育部通俗文学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的机构设立,为短篇小说的最后成立提供了保障。在理论与创作方面,短篇小说注重融合各种文学手段,以背离故事性的方式重构叙事且逐步走向文学的创作性,形成了将篇幅短小、情节简洁、结构精巧与叙事性、通俗性和创作性杂糅一体的文体特征。

经史一体与文体谱系——郝经文体学思想初探

郝经是元初重要的文体学家。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在"六经自有史"学术理念的指导下,郝经初步构建了一个"文本于经"的文体学谱系,并以详尽的文体论充实了这一谱系,在文体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影响。

《文心雕龙》“启”体论的文体谱系考察——以公文制度为中心

启是魏晋以后发展兴盛的一种应用文体,《文心雕龙·奏启》论述启,对它与表、奏的体制关系有简要概括,其文体谱系逻辑自成一格,与公文制度关系密切。不论"让爵谢恩"的礼仪程序,抑或"陈政言事"的政务过程,启体主要在"私"的交流场合与政治关系下参与文书运作,以区别于表、奏等强调"公"的传统体制属性,由此表现出"表之别干""奏之异条"的内在特质。启的文本形态,深切反映了"用兼表奏"的复合型文体特征。

古代文体谱系论

中古时期,文体已有了独立的谱系,其形态有三:一是史书目录或簿录,如《艺文志》、《文章缘起》;二是总集,如《文章流别》、《文选》;三是论著,如《文心雕龙》。文体谱系的发展确定了其立场,既是对各种文体进行源起、形体等描述,更重要的是对文体间的因果关系、相互影响进行论证。在此基础上,文体谱系不再满足于对现有文体的归纳与整理,而是在理性指导下寻求扩张与延展,其运用"归类"的方法,以文体功能替代文体体裁,又利用剪截等再造文章的策略,为经、子、史的文字加入文体谱系提供了可能的路径。这一切都显示了文体谱系的"贯通"路向与实用性品格。经、子、史、集的文字在文体谱系下同聚一体,并还原为原始意味的"文"而同源同理。如此"贯通",为近代以来在文章观念上建立文学观念,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文心雕龙》文体谱系论

文体建立谱系,第一个前提是由单篇文章的独立而实现的文体独立,第二个前提是诸种文体有了集合体,于是就需要对这种集合体做出整体性的说明。刘勰《文心雕龙》建立起中古文体谱系,一是确立文体的整体性源头——五经;二是追溯文体繁衍出的新文体;三是把文体"归类"为两大系统;如此三方面结合,建构出中古文体谱系的层级:五经—文笔—文体—小文体。《文心雕龙》在总结概括风格体制的过程中,确立"诗、赋"为中古文体谱系的主导文体。刘勰建立的中古文体谱系,为我们建立传统文体的谱系及新文学文体的谱系提供了借鉴与经验。

古代文体谱系论

谱系,即历代系统。各类书写文字以经、史、子、集分类,经、子、史在先秦时已建立起自己的学统、谱系。而集部文字的谱系则建立较晚,其建立之初,就以述文体为纲,故又称为文体谱系,本文的论述,就以此为起点。

论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

"文体观念的发生"是中国文体学史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文体观念发生的标志,在于人们清晰地认识并重复使用了某一文体体制的特点,或者说,在于对文体自身形态自觉意识的出现。最初的文体观念,是在文体运用或对文体的明确命名与称引中体现出来的。文体观念并非瞬间发生、一次完成的,往往是一个复杂、含糊甚至反复的过程。早期文体特定体式的重复出现,大致有功能性重复与艺术性重复两种情况。在制度设置中所发生的文体观念,是在制度设置之初就被规定、被约束的,伴随制度的设置与实施而发生。中国早期的文体谱系观念的发生是基于礼仪、政治与制度建构之上的,许多文体功能、文体类别是从文体使用者的身份与职责延伸而来的,与之共同构成文体谱系。由于早期的文体写作具有强烈的实用性,礼制的规定也就成为文体写作的重要标准,从而直接影响相关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由于受到礼学的影响,非常强调仪式感和秩序感,因此中国早期不少文体形成一种庄重、敬畏、虔诚甚至是神圣的特殊况味。

唐代中央官制与文体之关系——以《唐六典》为中心

从先秦“文体分类观的萌芽”、秦汉“文体形态趋于规范”、魏晋南北朝“文体理论成熟”,形成了一条唐前官制设置与公文文体形态趋于规范的清晰轨迹。唐代是中国古代官制的基本定型期,尤以开元时期最为典型和完备,这一时期撰成的《唐六典》集中体现了唐代官制运行。官制设置促使职官执掌分工,进而与文体功能及话语体系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唐代三省的运行机制对公文的使用或施用者身份、文体功能、文体话语风格及体例均有明确的约束和规范,叙述方式呈模式化趋势,体现了唐人的文体规范意识。

清华简《耆夜》五诗的形态与谱系

清华简《耆夜》记载了武王及周公所作《乐乐旨酒》《■乘》《赑赑》《明明上帝》《蟋蟀》五首歌诗。这五首诗文体体式与《诗经》基本一致,可以断定其并非战国人假托之作,而是西周时期作品。从文体看,清华简《耆夜》中的《乐乐旨酒》《■乘》《赑赑》《明明上帝》四诗,属于《诗经》小雅的燕飨诗,在谱系上处在早期。从作歌的行为性质来看,周公所作《蟋蟀》已不属于饮至礼规定动作,其文体性质与上述四诗截然不同,不属于《诗经·小雅》燕飨诗,也不属于《大雅》及《颂》诗文体,实际上更接近于《国风》体裁。从清华简《蟋蟀》与毛诗《唐风·蟋蟀》的文本谱系来看,清华简《蟋蟀》是源的可能性更大。毛诗《唐风·蟋蟀》与清华简《蟋蟀》相同或相似的结构及诗句,有的可能来自当时的成语、套语,有的可能就来自于清华简《蟋蟀》。

“词深人天,致远方寸”——《文心雕龙》对“论”体的建构与规范

《文心雕龙·论说》篇是研究"论"与"说"两种文体的专篇。刘勰以《论说》篇为核心,对"论"体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概念建构与理论规范。其中,刘勰借鉴佛教中经论并称的方式,赋予"论"体崇高的地位,同时,援引小学、经学等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对"论"及"论"体谱系中的八种文体做出详细考察。在此基础上,刘勰以"论之为体""论家之正体"两个理论命题为发端,借鉴佛教论文中的价值观念,对"论"体用辞、结构、标准等做出规范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