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话中的宗经观——以《文则》《文章精义》为中心

“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原道、征圣、宗经这一理论路径自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正式确立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则》和《文章精义》是宋代理论性文话的代表著作,体现了宋代古文批评家在文章学体系构建和理论总结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两书中的宗经观,在经典与道的关系方面呈现出一致性,认为经典与道合一;而在经典与文的关系方面体现出差异性,其中《文则》侧重分析经典的艺术特性,《文章精义》侧重挖掘经典的精神内涵。二者在各自侧重的方向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共同论述了宗经观的内涵。宗经观在宋代文话中的基本成熟,以及由此展开的文话理论建构,也是文章学在宋代成立的一个重要标志。

《文则》与《容斋随笔》文体风格论比较研究

对陈骙《文则》和洪迈《容斋随笔》两部著作文体风格论从文道论、文章体裁论、命意论、繁简论、蓄意论等几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观照两者异同,对务实文风进行理论总结,对语言修辞的崭新领域进行发掘,对创作方法进行较为完整的整理,以加深对两者文体风格论概貌的了解,梳理文体风格论发展脉络。

陈骙《文则》的现代修辞观

陈骙的《文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谈及文法修辞的专著,其价值是多方面的,本文从陈骙创作实践中运用多种积极辞格阐述相关的修辞理论,以评价他的积极修辞观;《文则》'虽以事出创造,不无瑕疵',但论及了语法、句法、辞格、文章、风格、文体等多方面内容,初步建立了大修辞学体系,体现了现代修辞学界所倡导的广义修辞观;陈骙虽是对《诗》《书》《礼》《易》《春秋》等静态书面语言的考察,但用动态的辩证的眼光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体现了动态的辩证的修辞观。

从《文则》看陈骙的语言观

陈骙的《文则》主要是讲作文的法则,但作者在该书中多处论及他对写作过程中语言及语言运用的看法。文章通过《文则》中相关材料的分析,从五个方面归纳了陈骙关于语言及语言运用的主要观点,认为陈骙《文则》中的很多观点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值得人们进一步研究。

陈骙《文则》与文章批评

陈的《文则》是我国较早的一部具有较高理论色彩的文话著作。它推原六经,但更主张以意为主,在文章分类、风格特征、语言运用、篇章结构、文体区分等领域作出了有益的探讨;书中所体现的较为自觉的类分、比较和通变等方法论意识,更为此后的文话著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陈骙《文则》与文章批评

陈骙的《文则》是我国较早的一部具有较高理论色彩的文话著作。它推原六经,但更主张以意为主,在文章分类、风格特征、语言运用、篇章结构、文体区分等领域作出了有益的探讨;书中所体现的较为自觉的类分、比较和通变等方法论意识,更为此后的文话著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南宋陈骙《文则》对排比修辞的研究

南宋陈骙所作《文则》一书对文章手法修辞进行了全面探讨。其中专章论述了排比的实质、使用手法及语言技巧,总结了古人的修辞学经验,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自悬的文则:文艺批评观念与实践——以曾镇南《播芳馨集》的阐释为例

曾镇南跨度近40年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将学术与生活现实对接,体现的是宽泛的人生和社会的批评。他紧跟时代,具有宏观的文化视域与敏锐的辨识力,同时恪守思想与艺术批评相统一的原则,其贯彻于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学术思想蕴涵着睿智与诗意。《播芳馨集》是典型的曾镇南式批评、研究模板,体现了一个论者的道德立场、文化态度与价值取向,而这种经验是独特的,也是典型的,代表了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当代批评前辈的学术路向与人文气质,即一方面是对文本性、时代性、文学性、人本性等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新的批评视域的形成及深度拓进。

黑暗中的一丝亮光——中村文则《泥土中的孩子》作品解析

日本新生代作家中村文则在其代表作《泥土中的孩子》中,描写了一位社会底层人物的成长轨迹和其遭受心灵历练的过程。小说通过对人物心理的精彩描写,刻画了一个经受童年家暴、成年后时刻为恐惧感所袭击的成年男子颓废消沉的内心世界,同时,深刻地剖析了人性的复杂性。

陈骙《文则》的修辞研究方法举隅

陈马癸《文则》考察修辞现象的方法至今仍有意义。着眼于汉语修辞学史 ,从“假之以渔”,而不是“假之以鱼”的角度 ,可发现《文则》中蕴含着素朴的辩证综合法、直观分析法、有限演绎法 ,实在难能可贵 。

《文则》的实用文章学理念及影响

《文则》是宋代第一部文章学理论著作,其文章学理念具有鲜明的重实用性特征,不仅"文章"概念上偏重实用性,而且文章法则上也以实用性为准绳。从文章学史的角度来看,《文则》是中国古代文章风格由重文学性转向重实用性的理论标志,这种重实用的文章学理念对后来的文章学走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论《文则》在中国修辞学史上的地位

《文则》是宋代著名语言学家陈騤所作,它不仅奠定了陈氏在中国修辞学史上的突出地位,而且也是中国修辞学史上第一部研究汉语修辞规律的系统性专著,可谓是中国“

我国修辞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文则》简谈

八百多年前,我国修辞学史上诞生了一部重要的修辞学专著,这就是陈骙的《文则》。该书成书于南宋孝宗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是作者研究多年的精心之作,看法比较成熟。我国古代有关修辞的理论十分丰富,但在宋代以前,除刘勰的《文心雕龙》之外,它们大多散见于各种经解、文谈、史论、随笔、诗话之中。其中虽多真知灼见,但缺乏系统性。陈骙的《文则》较之前人,有其独到之处。一是涉及修辞的范围较广,且初具系统。综观全书,虽系随笔性质,且分列成十项六十二条,似各不关联,但实际上从它既提出了修辞的某些原则,又总结了修辞手法的具体规律,对文体风格也有所探讨的内容来看,不能不说已具一定的系统性。二是有些论述颇具深度,并有所创见。

《文则》的比喻格研究

《文则》是中国修辞学史上第一部研究汉语修辞规律的系统性专著，此书首次对汉语的辞格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对比喻格的研究更是为后人所称道。本文主要对《文则》的比喻格作简单介绍。

《文则》的文体论

《文则》是宋人陈骙撰写的一部专门探讨为文法则的辞章学著作,陈骙以《六经》诸子文章为效法的标准,对其展开深入考究,除了颇受学者重视的修辞论、创作论、文意关系论等内容外,其中不乏独特的文体观点,颇具研究价值。笔者将从《文则》文体论的产生背景、具体内容及其继承与发展三方面展开,兼顾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尽可能系统而全面地论述《文则》的文体论。

论《文则》与《文心雕龙》“宗经”理念之差异

《文则》是宋代的第一部文章学理论著作,和《文心雕龙》一样,其文章学理念也具有鲜明的"宗经"特征,但二书的"宗经"理念存在较大的差异:《文则》"宗经"偏重于理,推崇文句的简洁自然,《文心雕龙》"宗经"偏重于情,注重文章的辞采。这些差异既与其各自的时代思潮有关,又是文章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试析《文则》取喻十法中的详喻

陈騤《文则》论“取喻之法”,分经传中出现的比喻为十项,在“详喻”项下作了如下的概述:八曰详喻.须假多辞,然后义显.《荀子》曰:“夫耀蝉者,务在乎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无益也.今人主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此类是也.从这段话看来,《文则》是根据喻义的显晦以及假辞的多少来给详喻立说的.详喻的喻义较晦,所引《荀子》“蝉之归明火”一喻.如果没有前边“夫耀蝉者”至“无益也”几句的解说,比喻的意义就不十分明确.所谓“须假多辞,然后义显”,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文则》与《容斋随笔》语言风格论比较探析

陈骙《文则》和洪迈《容斋随笔》在中国修辞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围绕修辞原则、语言运用风格等方面,对《文则》和《容斋随笔》语言风格论异同之处进行研究,以期得到一些有益于修辞学发展的借鉴和启发。

亚里斯多德《修辞学》和陈騤《文则》比较之我见

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是西方传统修辞学的奠基之作。而初步创立了中国系统修辞学的专著陈联的《文则》则问世于公元1170年的南宋时期，两书产生年代相距近1500年，但在中西方修辞学史上都具有开山祖的地位。亚里斯多德和陈暌所建构的理论体系，使中西方修辞学漫长的学科发展史中的理论表达各具特色。笔者认为，两者的差异虽可从多方面来认识，而根本上则导源于这样的事实：《文则》和《修辞学》的理论出发点之不同，决定了两者讨论的理论范畴、命题及理论体系的差异。

陈骙与《文则》

陈骙的《文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谈文法修辞的专著。 陈骙字叔进,宋台州临海(今浙江省临海市)人。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举进士第一,当时因与秦桧的孙子同科,放榜时被抑居桧孙秦埙之下。后仕进至知枢密事,兼参知政事。因触犯权贵,被贬官,郁郁不得志。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卒,年76,宋史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