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文化“他者”的解构

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方式,文化“他者”涉及译者对源语言文化的诠释行为,译者用自身文化去诠释其它文化,与译入语形成话语体系的对照,使译文产生陌生感。以自我文化为中心,会产生文化“他者”的形象,要么排斥,要么盲目崇拜,体现文化之间二元对立的思想,文化“他者”是一种负面语义效果。而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翻译是创造性思维活动,译者诠释行为体现译者主体,译者以自身文化诠释源语言文化,翻译是文本在另一种语言中存在方式。从认知上,这种诠释行为在译文语义内容上体现两种文化的融合,而不是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这是对文化“他者”的解构。翻译行为中,译者诠释体现为“归化”或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对文化“他者”的解构对翻译教学有启示意义。

文化“他者”的翻译:后现代哲学“他者”思维的启示

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后现代语境中的翻译对知识的再生产、文化身份的建构、全球文化地图的重构起着很大作用。在批判反思后现代哲学"他者"思维的基础之上,译者应该正确理解和跨越文化"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包容文化"他者",加强文化互动和对话,努力构建一种"和而不同"的"间文化"局面。

文化“他者”:西方旅行文学的中国形象

文章以7部西方旅行文学代表作品为研究对象,以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为研究范式,运用文本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梳理解读自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到20世纪30年代《西行漫记》为代表的西方旅行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不同路径和动态变化。中国形象作为文化"他者"出现,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一套表述体系或话语,是西方关于中国知识与想象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不同历史时期西方社会的异域想象和民族身份建构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参照。

文化“他者”身份认同视角下的顾长卫电影——以《孔雀》《立春》《最爱》为例

身份认同的过程就是追求与他人相似或者相区别的过程。身份认同包括三部分的组成因素,即身份想象,身份体验和身份认同。通过主观的自我身份认同,在客观的社会身份体验中,通过碰撞摩擦交流行程自己的最终身份认同。文章欲借鉴身份认同理论,以认同的组成结构为框架对顾长卫电影《孔雀》《立春》《最爱》中的人物(以主人公的分析为主,结合相关人物)进行分析,从而总结出这些人物在身份认同上的共性和差异性。

接受理论视角下看《尤利西斯》中文化“他者”的注释性翻译策略

从接受理论视角下看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译文中对于文化“他者”的翻译策略,译文以萧乾、文洁若夫妇所译版本为例。意识流小说的理解难度以及小说《尤利西斯》本身具有的包罗万象的文化“他者”使得译者在考虑目标读者的理解接受角度主要采取了增补策略,运用注释性翻译来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以扩大目标读者的“先结构”,以缓解其为了解原作者的写作意图而产生的认知负担,从而能够与文本及原作者进行更为流畅的对话。注释性翻译无疑是翻译意识流类小说时的一种良性必备翻译策略。

“伊玛堪”英译的文化“他者”研究

西方后现代主义对"他者"的关注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方向与活力,而文化层面的"他者"研究更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领域和新视角。"伊玛堪"是赫哲族的民族英雄史诗,其英译涉及汉族译者的"自我"文化、赫哲族的"他者"文化,以及英语读者的"他者"文化。翻译时运用多种手段表现"他者"文化,是少数民族典籍外译中实现"自我"与"他者"融合,推动中国少数民族典籍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经之路。

电影片名中的文化“他者”

电影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加之当今中国大规模地引进外国影片、且以英语影片居多,因此,电影片名翻译尤显重要。电影的本质与电影片名的功能决定了电影片名中"他者"的存在;同时,源语片名必然与文化"他者"紧密相连。与汉语文化相比较,英语电影片名中存在语言及思维层面的文化"他者",对其加以清楚的认识,有利于电影片名翻译质量的提高。

“我者”镜像反观佛经翻译中文化“他者”的凸显

翻译不只是一种语际符号和语意层面的交际行为,更多的是两种文化间相互尊重差异、平等交流、双向互动的一个中介。纵观整个佛经翻译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其间既有作为"他者"的印度文化的胁迫式传入,又有作为"我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理解,自我完善的需求。正是在翻译中,之于"他者"的"我者"对他文化的从拒斥,接受到融入的更新认识和自我建构,促使了佛经翻译的进一步发展,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翻译活动,实现了文化大融合。间性思维在佛经文化翻译中的逐渐彰显,佛经翻译事业也由衰及盛。

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以毛姆《在中国屏风上》为例

《在中国屏风上》是英国作家毛姆在中国旅行时的游记,他对中国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的考察,对上至达官贵人下到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的书写,描绘了一幅光怪陆离的中国形象。该该中既有文化"他者"中的中国形象,又有集体无意识下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体现了作家所属群体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范式。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特质与内在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中国共产党最新的文化思想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性,为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明和标注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行动指南并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现出了时代特质,坚守人民立场和政治底色、坚持宏微结合和体用贯通,并彰显了民族特性与世界眼光。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和实现了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内在发展和外在保障的统一。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有利于深刻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存在和发展的内外动因。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性与实践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主持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科学回答了关于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这一思想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新时代十余年来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经过“正本清源”与“守正创新”接续努力,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也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这一思想正是对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经验,尤其是新时代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从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重要经验及其背后逻辑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得到进一步彰显和印证,我们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也进一步深化。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道路问题——国家文化结构视野下由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当代中国国家建构的重大命题,在五千多年文明古国的笼统共识之下,深厚文化传统如何影响或制约国家建构的机制与路径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的揭示。国家文化结构理论表明,在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结构中,基于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天然联系,国家文化议程与国家政治议程纽结在一起,造成了国家建构中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路径锁定”。进入近代,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将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文化传统为根基的文化共同体强行塞进现代民族国家的“强迫性框架”之中,极大弱化了中国经由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传统纽带,导致了从传统文化危机到国家认同危机的链式反映,动摇了国家结构的稳定性,其影响深广。通过梳理西方民族认同型国家与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之间的差异,阐述历史长周期内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国家建构逻辑与转型困境,深入揭示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国家属性与形态特征,进而阐明全球化视野下以文化认同统筹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的中国特色的国家建构路径,从中西方现代化启动的初始文化条件差异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内涵和根本特征,更加深入地认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深刻内涵,并建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理论逻辑。

文化锚定物:中国文化有效传播的路径探索——基于东盟五国青年的实证研究

面向传播对象国受众的高质量内容输出、有效到达和正向且持续性的影响,是我国国际传播力提升的重要目标。对5个东盟国家青年(n=118)的半结构访谈和研究显示,“中国概念”和“中国形象”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突显文化特质、标识性特征与内涵定位等议题的重点突破口,“文化锚定物”可看作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内容策略,以传播内容为核心的整体性对策和文化锚定物设计五要素是实施的关键。

习近平文化思想: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科学理论指南与根本行动遵循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需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梳理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脉络,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及其理论成果,揭示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的划时代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涵括了文化的地位作用、前进方向、建设目标、实践路径、发展动力等丰富内涵;彰显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与时俱进、开放包容,人民至上、胸怀天下等理论品格;体现了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的极端重要性、“两个结合”的方法准则、新的文化使命等原创性贡献。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在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务必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明确新的文化使命的本质要义和精神底蕴,强化理论武装、坚持自信自强、推动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在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奋斗实践中展现新作为。

中西方体育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价值取向及其深层动因

后冷战时代,随着文化的价值功能被重新定位,文化软实力竞争日益成为大国之间进行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美国等西方大国的体育文化软实力战略不同程度地充当了对外政策的工具,其目的在于按西方价值偏好塑造“新的他者”,重建西方体育主导地位;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则始终聚焦于自身发展,塑造“新的自我”,使中国以和平发展的崭新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商业文明造就的西方体育文化作为世界体坛的一种强势文化,是西方现代性主流文化的衍生物,一定程度上带有“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文化偏见;而中国体育文化与生俱来地携带着中华文明天下观和美德伦理的先天基因,本质上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具有德性和包容性的柔性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关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体育文明,是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必须直面的时代课题。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五重逻辑与重要议题

文化和旅游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是现阶段建设文化强国和旅游强国的重要任务。要解决当前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中存在的价值导向不突出、推进方式碎片化、市场体系不健全、治理水平不高、学理支撑不强等问题,须将文化和旅游及其融合发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格局和历史进程中加以理解、审视和推进。文章在扼要梳理中国式现代化以及文化和旅游融合研究进展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价值逻辑、历史逻辑、系统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与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现实需要,提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亟须重点关注的8个重要议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表达与时代呈现,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论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石,它为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和精髓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认识立场,彰显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时代性、实践性、系统性要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其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社会发展观、社会矛盾观、意识形态观的理论智慧,形塑了文化价值、文化发展、文化动力、文化功能的理论内核。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思维方法,处理好文化的主体性与创新性、规律性与主动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内涵丰富,意蕴深刻,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坚持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从理论逻辑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守“根”“魂”,又兼容并包,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精神品格,而且汲取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要义,同时,吸收了世界其他文化的有益成果。从历史逻辑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一脉相承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百年历史沿革,接续发展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创新形成于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思想观点与战略部署的双项提升。从实践逻辑看,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的原理指引,聚焦首要政治任务、锚定文化建设新方向、牢牢遵循基本原则、系统把握重点内容、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为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科学行动指南。

笔谈:数字化为文明赋彩——文物和文化遗产数字技术应用现状与实践路径

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已从最初的信息储存和传输,发展到数据处理分析,进而进化到今天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处理与展示,在文化遗产研究、记录、保护、利用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基本形成覆盖文物保护工作全链条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并不断创新核心技术与设备,形成通用技术与国际并驾齐驱、特色技术引领国际潮流的发展趋势。数字技术在考古遗址三维空间信息的获取、分析、模拟、研究和展示等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古代遗址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人地关系等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新一代测绘技术,可实现对建成遗产三维数字形式的记录与保存,在精度、纹理、展示分析、交互以及文物古建的数字修复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通过“空间历史大数据”途径,可以打破过往人文学科与空间操作之间的知识鸿沟与技术壁垒,促进文化遗产以体系化技术操作实现“公众化”,通过文化空间实践达成未来城乡高质量发展和历史人文知识存续之间的良性互动。数字化实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范围在不断扩大,已然从保存、宣传扩展到传承、振兴的层面。从全球视野审视数字化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历程和前沿动态,文化遗产数字化面临着建立更完善的数据资源等挑战。

全面理解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进路

习近平文化思想理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进路,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世界文明进步规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内在主线,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清醒的现实精神与敏锐的未来意识确证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实现的光辉灿烂的华丽蝶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构成了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命题,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坚守与权变的辩证统一,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真正成为民族复兴伟业的思想支撑和精神引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离不开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场域,亲邻善仁、协和万邦的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的交流互鉴中实现了延续发展,并变得愈发璀璨丰盈、熠熠生辉。总之,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有机统一中全面理解和积极拓展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中国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