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的东亚文化观

内藤湖南作为近代著名的汉学家,对中国史学有着精湛的认知,在《中国史学史》等书中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在东亚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文章首先对内藤湖南文化思想进行解读,其次对内藤湖南中心移动学说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然后对文化中心移动学说进行叙述,最后阐释文化中心移动学说的实质。

日本“东洋学”的三种理论及其实质

日本“东洋学”在实证研究之外也有鲜明的思想理论贯穿,可以概括为三种主要的理论形态——“文化中心移动论”“混合民族论”和“国民思想论”。其中,内藤湖南从文化学层面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论”,认为近代东洋的文化中心已从历史上的中国移动到了日本;久米邦武等人强调日本属于亚洲民族,从民族学层面提出了日本民族的“南种—北种”来源论及“混合民族论”,并由鸟居龙藏、江上波夫等东洋学家进一步发挥论证;津田左右吉不赞同上述两种理论的“东洋”立场,他从日本特殊论出发提出“国民思想论”,并从“国民思想”的层面论证日本的独特性。“东洋学”的这三种理论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东洋学”的特点与实质。

论甲午战争中内藤湖南的文化使命

甲午战争是日本对华观发生根本性逆转的历史分水岭,日本由认识上的蔑视转向了行动上对中国的征服。无论是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甲午战争研究论,还是日本因甲午战争而对中国产生征服的野心,都是源自甲午战争本身所衍生出来的联动效应。在这场关乎国运的战争中,作为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内藤湖南,以新闻人的敏锐和历史学家的使命,论述了甲午战争中日本的文化使命。内藤湖南以文化的视野来看待这场战争,认为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日本将要承载起抵抗欧美文明的历史重任,是重塑世界新的文明中心的"天职",这是内藤"文化中心移动说"的现实诠释。

日本汉学家“他者化”中国的路向与逻辑——以津田左右吉、内藤湖南、服部宇之吉为例

近代日本汉学家在他者与自我的辩证关系中,对内在化于日本文化范畴的中国因素进行重新审视和价值重估,并以“他者化”中国为手段,进行民族文化的自我确证。其主要路向有三:剥离、继承、取代。代表性案例有三:津田左右吉在日本文化构成意义上剥离中国因素,以发现自我;内藤湖南在文化中心意义上宣示日本对中国的兴替式继承,以确认自我;服部宇之吉在孔子教之文化主体性意义上以日本取代中国,以强化自我。此三种路向殊途而同归,其内在逻辑是在本土学术文化框架内,以研究中国为方法,介入日本本位的近代文化构建。

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内藤湖南

一、生平简历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开创者和重要学者之一。内藤出身于幕府末期南部藩的一个武士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汉学修养都很高,使内藤从小得到良好的汉文化教育。他5岁开始读《四书》、《二十四孝图》,9岁能作汉诗,10多岁时,他的汉文写作就在乡里颇有名气。他所接受的全部明治新式学校教育是6年小学、2年中等师范。师范毕业后,他在家乡的缀子小学工作了两年,于1887年到东京,开始了他20年的记者生涯。开始,他在日本佛教界民族主义者大内青峦主持的明教社任编辑,先后主笔该社的机关杂志《明教新志》和《万报一览》。1890年,他作为政教社的一员。

梁启超的中国史分期“三段论”说述论

本文是对梁启超中国史分期“三段论”说的论述。关于梁启超的中国史分期“三段论”———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的要点分析(包括内涵、划分标准、历史背景、实质)、形成的思想渊源以及得失的评价,是本文的重点内容,即第一部分。中国新史学先锋之一的夏曾佑的中国史分期、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三分法”均在不同程度上与梁氏分期说有着内在联系,以此为代表,展开论述梁启超中国史分期“三段论”的历史影响以及历史地位将成为本文的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