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顾明远教授比较教育研究思想评析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法构建了顾明远教授的比较教育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在这个范式中着重讨论了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主客体认识的文化现。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他的比较教育研究的文化功能主义范式和文化诠释主义范式。最后作者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可以用"民族国家文化模式作为一种分析框架"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不同的民族国家教育。

巴尔特的文化符号学与“文化主义范式”的确立

与索绪尔把语言学作为符号学的一部分相反,巴尔特把符号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巴尔特在《物体语义学》《符号学原理》等符号学篇什中,通过引借与改造结构语言学的术语,主要围绕着四对核心概念即"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段/系统""外延/内涵"展开,初步构建起文化符号学术语系统。巴尔特文化符号学催生出了人文科学的"文化主义范式",并使之得以正式确立,为语言学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研究取向打下了基础,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原则。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与“文化主义范式”的初创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创造性地将索绪尔语言学模式引入原始文化研究,在对原始社会的亲属关系、神话以及野性思维等文化形态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文化系统像语言一样,具有自身的运作规则与逻辑,进而初步创立起以语言—符号学为基础的结构人类学"文化主义范式"。这一研究范式直接促发了20世纪"文化转向"思潮的衍生与兴盛,并给予其方法论上的强大支援。不过,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由于立足于从语言学语境转向于人类学语境,这种语境的转换一方面使他对文化范畴的分析往往富有启发性,但同时在对人类学观念的反思上却常常引发混乱,因此招致了持续的批评。

索绪尔语言学革命与“文化主义范式”的奠基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索绪尔、雅各布森等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是"语言学转向"的直接源头,二战后结构主义与"语言学转向"思潮的碰撞衍生出法国(后)结构主义大潮。这股基于语言学模型的文化思潮带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文化主义"范式的整体转型,在此研究范式创建过程中,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试析社会转型过程中澳大利亚的课程领导

文章讨论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两种课程领导范式(制度主义范式和文化主义范式)对澳大利亚课程改革的影响。正是这两种范式的作用使澳大利亚课程领导呈现出特点,而这些特点对当前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也是有启示作用的。

“文化转向”与视觉方法论研究

"文化转向"作为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人文科学领域衍生兴起的思想潮流,它是"语言学转向"的直接效应和典型表征。这种思潮在其发展的两个阶段基础上,建立起了以"语言学模型"为基础、"文化"范畴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这种"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一方面冲击了传统既有学科的陈旧框架,迫使它们集体性地"转向文化",另一方面也随之衍生出包括视觉文化在内的新兴学科。为了把握"文化转向"之后作为概念与实践的文化,法国(后)结构主义者运用"语言学模型"解读和阐释从原始社会到当下的各种文化现象,在此基础上提炼和创建出结构人类学、符号学、文本理论、话语分析,以及精神分析学等方法,这些衍生的方法不仅为视觉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发展基础,无疑也促成了这一门跨学科的日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