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文化产业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健全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擘画了战略布局和实施路径。文化是民族复兴的内在根脉,是强国伟业的精神动力。

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梳理及其演进特征分析

技术进步是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增长引擎,数字经济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活力。本文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统领,梳理中国数字经济、文化产业、数字经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脉络,把握数字经济、文化产业、数字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特征及其演变规律,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呈现以下趋势:一是新兴数字文化业态的不断涌现将促进新消费热点的形成;二是数字文化治理体系的加速构建将为数字文化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三是数字赋能文化产业的全链条发展将大幅提升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管窥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与演进特征,对于探析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动因,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文化产业发展新维度

文化产业发展需要面向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主体、目标、价值、客体、空间五个维度赋予了文化产业新意蕴。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理解文化产业新维度的核心。文化产业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产业发展面对的挑战各不相同,而文化产业新维度为文化产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思路,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展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眼光的文化产业是解决文化产业现代化难题的关键要素。

重庆市数字文化产业情况分析

数字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从重庆市发展数字文化产业的战略意义、现实背景入手,通过归纳总结当前重庆市数字文化产业的现状,存在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思考如何在数字经济统计监测体系框架下有效开展数字文化产业统计监测工作,以期对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参考。

新发展阶段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文化安全关乎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精神传承,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发展阶段文化产业安全发展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动力。针对新发展阶段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采用归纳分析法,从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出发,分析新发展阶段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及面临的挑战,从优化文化产业体系、完善文化产业发展结构、健全文化产业生态系统等方面,提出新发展阶段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研究结论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框架及前沿热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使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变化新要求相适应,本文通过文献调查和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进行新一轮审视。研究发现,1979年我国现代文化市场兴起以来,现代文化产业呈现出市场化、产业化、特色化、生态化的发展进路。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都以实现文化资源的价值发现为中心,并以此形成共识性的发展框架体系。行至目前,由数字技术所涌动的革新浪潮使得文化产业与数字化融合成为最前沿的领域,在数字化融合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基于新基础设施、新平台及新消费模式来实现产业发展模式与治理体系的创新。本文仅供参考。

数字经济驱动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产业链的研究脉络,立足“价值链—技术链—企业链—空间链”的研究框架,利用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规律与路径,分析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且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的非线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和降低交易成本来实现;进一步区分“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园区和智慧城市分析发现,政策工具试点地区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更强。中国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应抓住数字化转型的重大时代机遇,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实现文化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数字文化产业虚拟集群的形成机理及其系统动力学分析

因现代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平台属性加持,数字文化产业虚拟集群相较于传统地理集群,存在更强的集群正外部性、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产业分工效应,即数字文化产业虚拟集群的形成存在发展规律与内在逻辑上的必然。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发现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数字基础设施、升级的文化消费需求、技术要素、人力资本、文化资源禀赋以及政策因素,在“经济—资源—政策”系统内形成了显著的正反馈作用,这也是数字文化产业虚拟集群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动因。我国应继续鼓励并推动文化产业融合,积极拓展虚拟集群业务功能,努力完善数字文化内容版权保护机制,强化虚拟集群的平台治理水平,引导数字文化产业虚拟集群的价值导向,从而更好地释放集群的文化价值与经济影响。

湖北省文化产业效率评价与驱动因素分析——基于DEA方法与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化产业效率是衡量地区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该文基于2014—2021年湖北省文化产业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方法评价全省及各市州的文化产业效率情况,测算这一效率的演进情况,并采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湖北省文化产业效率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湖北省文化产业效率值呈现规模效率高、纯技术效率低进而导致综合效率不足的局面.从地区分异情况分析,武汉城市圈各城市文化产业效率值较高.从动态演进情况分析,湖北省文化产业效率及其分解效率都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技术进步指数在多数年份都保持正向增长,但对综合效率的促进作用不足.在驱动因素方面,市场需求、科技创新水平、信息化水平对湖北省文化产业效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加强对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与引导,巩固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的支撑作用,促进地区文化产业效率提高.

养老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水平测度——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

文章探讨了养老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态势,构建养老产业与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养老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以及融合发展情况进行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养老产业与文化产业呈相互赶超的发展势头,助推融合关系持续升温,其中,上游地区融合水平增幅领先;养老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状况从初级耦合协调迈入良好耦合协调阶段,但与长江经济带“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国家战略定位存在差距;产业融合呈现养老产业与文化产业同步发展、协同共进的特点,其中,上游和下游地区分别是文化产业和养老产业发展相对突出,中游地区则是同步发展。

广州文化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评价及对策

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对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剖析文化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从产业、资源、空间、品牌四个维度,构建文化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特征评价模型,并以广州文化产业园区为研究对象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广州文化产业园区在不同维度的发展特征不一,每个维度都有发展较好的典型园区,其经验做法值得借鉴。本研究从以上四个维度进一步提出优化策略,以期更好地推动广州文化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并为其他城市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增进共同性:云南民族文化产业的路径选择

云南民族文化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差异性与共同性的辩证张力中不断发展的文化产业。随着文化产业发展语境的转变,云南民族文化产业应把握全球化与地方化辩证演进的趋势,把握科技参与民族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趋势和文化创意驱动发展模式的转变,在民族文化展示中增进共同性。云南民族文化产业,既要深入挖掘民族文化产业的共同性,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也要推动各类文化主体共同参与,加强民族文化产品价值共创。这是云南民族文化产业突破民族文化资源依赖性强、差异化发展战略局限和旅游产业伴生型发展模式瓶颈的路径选择。

基于文化产业价值链视角文化产业聚集区建设模式探究

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各种生产力要素在世界范围内高速流动,在各地区文化元素碰撞、交融下,为文化产业聚集区建设创造了理想的外部环境。因此,文章以文化产业价值链视角研究文化产业聚集区建设模式,针对文化产业聚集区建设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借助这种方式对文化产业聚集区建设模式进行优化升级,以期充分发挥文化产业聚集区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以及社会价值,将其打造为当地文化产业新名片,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政策工具的演变脉络与优化建议

数字文化产业是我国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政策工具是促进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驱动。运用“政策工具-产业创新价值链”二维分析框架对2009—2022年中央层面数字文化产业政策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政策经历了从“扶持”到“调控”再到“转型”三次变迁,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政策工具类型存在与价值链创新阶段适配不充分的问题,建议依据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阶段适配其政策工具类型。

乡村振兴视阈下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探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关于农村问题的重大战略部署,并对乡村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也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部署,在此过程中,不可忽视文化的积极作用,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依托优秀文化的乡村文化产业对乡村振兴更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与各种因素的影响,文化产业面临着资金短缺、政策不足、人才流失等问题,因此,立足于现实情况,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通过文化产业培训与人才引进,政策支持与激励、整合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建设文化创意园区,推动数字化与科技创新等路径,推动乡村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新质生产力与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建构

技术社会整体论是探究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视角。数字文化产业体现了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化产业转型发展的根本遵循。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文化内容的高品质发展、生产手段的高科技发展、文化消费的高体验发展。反思技术决定论,就是在认可技术对文化产业带来的深远影响的前提下,审慎看待技术革新在文化产业领域的适用范围和程度。技术社会整体论不以单一的视角去看待技术的作用,而是以集合论、整体观、系统观去看待技术及其与社会的互动机制,是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和对社会建构论的超越。技术社会整体论是马克思主义新质生产力观的具体体现,是一种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理论洞察。技术社会整体论要求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重制度协同、生态治理和全要素生产率。

上海数字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特征及空间分异格局研究

基于上海数字文化产业兴趣点(POI)数据,运用ArcGIS软件,结合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标准差椭圆分析等方法,分析上海数字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特征与空间分异格局,探讨上海数字文化产业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及其交互机制。研究发现:(1)上海数字文化产业总体集聚水平较高,区域集聚程度差异化明显;(2)上海数字文化产业在空间上呈非随机性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由南向北呈现出阶梯式分异格局;(3)上海数字文化产业门类集聚程度存在差异,其中应用软件开发类集聚程度最高,创意内容制造服务类类集聚程度最低。

基于SWOT-AHP模型的滇桂黔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选择研究

“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产业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滇桂黔三省(区)应把握机遇,培育壮大文化产业发展新动能。运用以优势、劣势、机会、威胁为主要内容的SWOT战略分析方法,对滇桂黔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定性测量,结合AHP分析法对传统的SWOT战略分析进行补充完善,通过量化分析求出各要素的权重及战略力度。研究表明,滇桂黔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优势是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品牌多样、后发优势明显;主要劣势有文化产业融资困难、文化产品低质、专业人才匮乏;良好的机遇包括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政策扶持、国际市场扩大;面临的威胁有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慢、文化传承面临挑战、邻近省份竞争激烈。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滇桂黔文化产业应实施积极的WO进取型战略,即以抓住机遇、拓宽资金来源、产品升级和人才培养为主要抓手的发展战略,以挖掘和保护资源、开拓市场、跨域融合、产业转型为辅的次要发展战略。

文化产业浪潮中佤族歌舞艺人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探究

目的:艺人不仅在文化产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最活跃和富有创造力的元素之一。文章揭示佤族歌舞艺人在文化产业浪潮中的真实生存状态,剖析他们在现代社会文化产业化背景下的日常生活世界异化现象以及相应问题,提出改善艺人生存状况的对策,进而促进佤族歌舞艺术产业深入发展。方法:根据法国学者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将佤族歌舞艺人的职业生涯划分为入场、在场、退场三个阶段,从场域、资本和生存心态三个维度倾听佤族歌舞艺人的日常生活和心路历程,经由田野调查揭示、还原他们在文化产业浪潮中的真实生存状态。结果:入场阶段,佤族歌舞艺人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资本和禀赋,表征为较为显著的个体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成长与发展。在场阶段,他们的艺术技能不断趋向成熟,同时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也在不断积累与丰裕。然而,在产业化大背景下,艺人的生存心态开始呈现出资本化的倾向。退场阶段,出于各种原因,怀着对佤族歌舞文化深厚的热爱、担忧和不安,佤族歌舞艺人逐渐退出了艺术场域。结论:为了推动佤族歌舞艺术产业的长远、深入发展,佤族歌舞艺人需要在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承中实现自我超越,使佤族歌舞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中找到平衡。

文创知识扩散对地区间文化产业发展差异的影响——基于扩散网络的视角

在对比分析文创知识扩散网络特征的基础上,采用二次指派程序(QAP)对造成文化产业发展差异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文创知识扩散网络的稳健度和可达性很高,地区间存在比较普遍的文创知识扩散现象,网络趋于密集,但还有待提升;扩散网络节点间的中心度差异较大,且存在小团体集聚现象;文创知识扩散的规模、深度、强度、效率及接近中心度均能有效缩小地区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差异,而劳动力投入、创新投入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差异是扩大地区间文化产业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