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创新推动中国文化产品与服务“走出去”

伴随着我国经济崛起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文化产品在国际贸易中表现强势,出口额连续多年雄踞世界第一,特别是近年来,在互联网文化内容诸多方面,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弯道超车,成为国际文化贸易的独特风景。我国文化贸易成绩取得的原因和发展动力源于系统性创新。政府层面,进行了对外文化贸易的理论体系创新,提出并构建了命运共同体、“一路一带”、文化自信等系统理论,进行了“放管服”政府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完善了推动文化产品与服务“走出去”的顶层设计;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基础性的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关键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我国文化产品与服务“走出去”提供技术保障;市场化运营模式创新,包括文化产品出海的模式创新,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传输渠道创新,对外文化投资的创新等。我国文化产品与服务“走出去”优化了我国文化贸易结构,提升我国文化影响力。

论国际法中文化与贸易冲突的解决——以2005年UNESCO《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为中心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制定是各国日益觉醒的文化权利意识的一个鲜明标志;而WTO作为覆盖面极广的全球性经济组织,也意识到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通过对文化多样性公约与WTO体系下的相关具体规定进行比较研究,对两者可能发生的冲突进行理论分析与评价,呼吁作为WTO与文化多样性公约成员国的中国应重视文化与贸易冲突的现状,采取相应措施实现文化与贸易的和谐。

试析WTO体制中贸易与文化冲突的原因

文化与贸易并非天生的敌人,然而WTO体制运行过程中国际文化产品与服务市场由跨国大公司一统天下,生产、销售一体化趋势日渐明显,产品丧失文化个性,从而导致文化表达不均衡,许多国家逐渐沦为美国文化输出地,文化多样性遭遇严重危机。究其根源,与文化产品与服务本身的双重特性,即经济性与文化性,以及自由贸易的运行规律之产业内贸易与规模经济关系紧密。

国际法视野下的自由贸易与文化多样性之冲突——兼论UNESCO《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第20条

UNESCO《文化多样性公约》与WTO多边自由贸易规则存在诸多潜在冲突。需借助一般国际法原理,分析WTO专家小组与上诉机构的司法解释,探讨此公约是否可以作为WTO国家在实施文化政策措施时的抗辩理由,对UNESCO《文化多样性公约》与WTO规则之间的冲突关系应作细致区分。

新形势下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几点思索

公共文化服务是指以政府部门为主的公共部门提供的、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生活权利为目的、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制度和系统的总称,包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资源和服务内容,以及人才、资金、技术和政策保障机制等方面内容。作为公共文化宣传单位,在地方文化建设上如何进行功能定位;随着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公共文化如何在满足民众的精神生活的同时,突破以往工作的局限性,展示创新意识和拓展精神。

数字经济影响下的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国际文化创意产业总体研究一直受制于全球各国相关产业政策和统计标准不统一及参考数据不足的现实,始终难以真正展开全球性比较研究。2017—2019年,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总体上延续了后金融危机时期逆市上扬、高速发展的态势,其4大类9子类都受到数字经济深度影响。发达经济体开始调整政策,积极应对,发展中经济体内部特征各异,但都对就业率提升和传统产业结构升级充满期待。未来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改变是推动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主要一环。

打造湘绣品牌 擦亮湖南名片

以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俘获"绣粉",传承湖湘文化基因"今年我带了《打造湘绣品牌擦亮湖南名片》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湘绣非遗传承人成新湘表示,湘绣是湖南民间特色工艺,是湖南文化名片,"十四五"期间,湘绣要创新进取,以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俘获"绣粉",传承湖湘文化基因,展现新时代湖南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