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协商”:广州非洲裔移民身份建构研究

文本以广州非洲裔商人在华身份建构研究为个案,分析展望中国未来移民政策与理论建构的问题与路径。研究发现,移民与本地居民、组织、媒体、政府之间客观性地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来华外国人移民身份认同和建构过程,尝试提炼出"跨文化协商"的理论视角。在上述理论和实践探索基础上,结合历史上有关移民的三个假设与中国现状,为未来中国的移民政策朝向——审慎的、分阶段逐步完善的移民友好目的国提出建议和下一步相关研究的方向。

华裔新离散电影中的身份再认同与跨文化协商——以《摘金奇缘》《别告诉她》为例

同为现象级海外华裔电影,《摘金奇缘》和《别告诉她》以既相似又各有侧重的方式,再度打开了自《喜福会》以来关于海外华人的影像文化空间。从电影史角度看,两部影片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跨族裔电影运动以及离散理论形成了呼应,标志着中国第二代移民对世界电影进程的参与和丰富。另一方面,两部影片均源于中华文化源流之上的跨文化实践,又自有其独特的姿态和价值,仅凭来自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是无法尽述的,而原生的更具包容性的“第三极文化理论”,或许对上述文化实践更具阐释性。

跨语境旅行与文化协商——从《花木兰》到《功夫熊猫》

木兰、熊猫是两个典型的中国文化符号,在跨语境旅行中,其被赋予具有普适价值的现代意义阐释,在产生陌生化效果的同时,实现了中西异质文化的成功对接。实践证明,在多元文化并存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采取文化协商的文化战略势在必行。

民族民俗文化展示中的文化协商——以广西宾阳炮龙节为例

在旅游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今天,许多旅游目的地都在进行着民族民俗文化的展示。文化展示中涉及到包括游客、当地居民、政府、民间组织及文化精英各活动参与方的文化协商。试图以个案分析为基点,探析文化展示参与各方之间如何进行文化协商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信息技术课程实施的评价理念及其过程——基于文化协商与反思的视角

信息技术课程实施的评价,是文化协商与反思的过程,它具有目的的发展性、主体的共同建构性和对象的真实性。本文尝试对信息技术课程实施进行以协商、对话、反思为主旨的教育性评价,并将评价过程划分为自我体验报告、鉴赏与批评、协商对话三个阶段。

越南新娘文化协商策略初探——基于地缘文化差异的对比研究

随着中国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深入,来华越南新娘群体的规模逐渐扩大。由于其文化历史和文化现实的特殊性,她们面临着在华生存、关系、发展的多维度文化冲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广袤的地域特点,在华越南新娘群体出现不同的类别,文化冲突也表现得更为复杂。文本对不同类型的越南新娘产生的文化冲突、文化需求及其采取的文化协商策略进行研究,以探索促进越南新娘更好融入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可能。

绿茶配红酒——论《彼岸》中的文化协商与身份认同

於梨华的近作《彼岸》描写了三代华人女性融入美国社会的历程。与早期作品相比,於梨华对于文化协商和身份认同的看法有明显变化,从寻求中国文化根源转为对中西文化的双重认同。《彼岸》中的跨族婚姻和饮食描写体现了这种新的文化立场。

文化协商反思视域中的信息技术课程评价标准的构建

基于对传统的信息技术课程评价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本文从文化协商反思的视域出发,提出:信息技术课程评价标准应由学生参与、师生共同建构量规,以基本要素分析法厘定量规中的主要指标,并以SOLO评价法协商划分出指标的不同层次,从而进一步完善量规体系。

重译与文化协商——以晚清汉译英诗《人生颂》为例

通过对晚清时期《人生颂》的威妥玛译本和董恂译本进行比较研究,跳脱传统的翻译批评,从重译现象出发,探索重译背后所反映出的清末文人译者在引入西方文化时,面对西方文化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冲突,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以及诗学系统的影响之下实现文化协商的方法。清末译者翻译外国诗歌时采用归化策略,沿用中国传统诗歌范式和元素,一方面说明他们希望通过输入西方文学向民众介绍西方先进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又固守中华传统文学,以本土文学范式与审美习惯为本,改写西方文学。

文化协商:代际沟通视角下的网络语言传播研究

代际沟通是两代人之间的文化碰撞,现如今网络语言已经成为影响代际沟通的一个重要元素。本研究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切入,以青少年及其父辈群体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网络语言传播的代际革命、代际冲突及代际特征。研究发现,文化反哺是代际革命的一种重要方式,话语切换是规避代际冲突的主要模式,不同代际具有不同的网络语言特征,因此理解差异是促成良性沟通的重要基础。本研究还指出,代际沟通本质上是文化协商的过程,其中,两代人对网络语言的协商性认知以及话语模式的协商性建构是代际沟通的内在逻辑。

媒介融合与跨文化协商——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初期本土化的两个面向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录像作为一门新媒介在中国的出现让少数中国艺术家看到了实施新艺术实验的可能。脱离了西方录像艺术的原生语境,并承继了现代艺术运动的前卫性,录像艺术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开始了本土化进程。在这其中有两个较为突出的面向,一是将绘画、电影等媒介的观念和美学特点与录像创作进行跨媒介融合;二是以录像显示器与空间的组合装置形式进行文化层面的跨文化协商。这两个面向以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为基准,从作者自身的创作理念及作品的内在逻辑结构出发,对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当代艺术发展现状作出了个性化回应与阐释,同时勾勒出中国当代影像艺术的初期发展面貌。

数字化健身中的女性身体与文化协商:以Keep女性用户的经验为例

数字化健身成为许多都市女性的日常生活方式。对于女性健身者而言,健身不仅意味着身体和女性气质的重塑,也是一种自我管理技术。在对20位使用Keep软件的青年女性健身者访谈的基础上,通过她们对于健身经历的阐述,我们思考数字化健身的身体规训形式,以及女性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自主地协调乃至抵抗关于身体的规范性话语,从而诉求身体的主体性。研究发现,女性健身者并非一味受制于主导性的话语,她们根据自身所处的文化经验来阐释健身之于她们的意义,并与身体的审美及消费话语、道德话语、科技话语等进行文化协商。

全球艺术话语下的“跨文化协商”——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在地行动及其转译

作为现代主义思考范式的“世界艺术”体系,其显性特征是西方中心主义式的“世界艺术史”的书写系统和“他者”观念影响下的人种志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和拉维特科学城举办的“大地魔术师”展览为标志以及由此诞生的“全球艺术”话语,是对“世界艺术”的批判和试图超越东西方二元割裂以应对全球化格局的新价值判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兴起以及呈现的“跨文化协商”特性,既受到文化多元主义下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第三空间”的影响,也折射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治哲学领域“协商性”思潮的影子,更重要的是来自当代艺术试图重建与日常生活连续性的努力,其从“对话”到“转译”的具体过程,体现了艺术实践充当了中介者的角色,凸显了当代艺术从视觉图像生产到文化生成体验以及社会行动的演绎进程。

“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文化的培育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交流思想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传统协商文化结合的产物,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民主政治实践。“两个结合”不仅是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文化的根本遵循,丰富了培育协商文化的逻辑内涵,更从坚持共同思想基础、实现中华传统协商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发展,以及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等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文化指明了培育方向。

《杰克上校》:马叙事与18世纪文化协商中的英国绅士

笛福的《杰克上校》讲述主角从底层孤儿奋斗为绅士的全过程,展示了18世纪初英国绅士是如何在与其他男性类型的文化协商中构建自身的。本文认为,笛福通过马这一意象的书写,从驭马强盗、骑士到种植园主-商人的身份变化,确定了绅士的中等阶层定位。商人尽管成为笛福笔下的18世纪英国文明代言人,但在掠夺性上却与驭马强盗和贵族存在家族相似。为维持商人绅士的文明定位,笛福继而要求商业的适度和可持续性。他在秉持进步思想的基础上,兼用贵族意识和保守意识塑造中等阶层绅士,以之为英国国民的典范。

文化协商与伦理思考——“视域融合”视角下的策展研究

全球化语境下策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跨文化交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最新定义中强调的“包容性”与“伦理性”为切入点,引入诠释学中的“视域”概念,从策展的文化协商和伦理思考两个方面来分析跨文化语境下策展面临的当下议题;梳理了策展话语与实践的历史发展脉络,总结出策展伦理学在理念和方法上的三重维度,探讨多元文化语境下策展的实践路径、社会意义、未来趋势与公共价值。

培育人民政协协商文化的路径探索

人民政协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孕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文化。协商文化不仅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构建现代民主国家所必须注重培育的共有心理意识,精神气质和价值观念,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协商文化是人民政协的灵魂,需要不断培育和发展。

“权力的游戏”:《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中的性别政治与文化协商

阿尔比的戏剧常呈现各种游戏,其游戏特征既是展现戏剧命题的文本策略,亦是指涉剧场内、外权力关系的隐喻表达。《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该剧中的游戏不仅是性别身份的表演,更是权力关系的博弈,其游戏性暗含着剧作家对剧场内、外权力关系的审视与协商:剧场之内,人物通过游戏进行权力协商,以获得一种家庭结构内的微妙平衡,其冲突与张力昭示了美国60年代的社会政治图景;剧场之外,剧作家通过戏剧表演与百老汇的商业模式、审查制度以及社会性别制度等权力结构进行文化协商,以获得一种社会结构内的身份认同,其抗争与妥协揭示了当时同处于边缘地带的美国民众对身份认同的渴望与焦虑。

深耕厚植富有政协特色的协商文化

协商民主作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实现形式,生动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民主的要义和特点,展现了中国式民主的深厚现实基础和广阔发展前景。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要推进协商民主实践更好发展,离不开深厚协商文化的滋养和支撑。培育适应时代需要的、与协商机构相适应的协商文化对于彰显协商民主独有优势、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优越性具有重要作用。

翻译与文化协商——从《毒蛇圈》看晚清侦探小说翻译

《毒蛇圈》刊登于《新小说》一卷8至24号(1902-1906),"法国鲍福原注","上海知新室主人"(周桂笙)译,"趼廛主人"(吴趼人)评点。本文试图通过对于这篇侦探小说的翻译和评点的讨论,分析晚清现代性的引进及其文化协商的问题。在吴趼人和周桂笙对于《毒蛇圈》的翻译和评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侦探小说以翻译西方法律制度等"现代性"面向批判中国传统,另一方面又以中国传统出发,选择、改写西方现代性。在这里,翻译成了文化冲突与协商的场所,也成了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思想生产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