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视野下花腰傣女性服饰演变与传承策略研究——以新平县为例

花腰傣长期没有文字,服饰便成为该民族传承历史与表达情感的重要载体之一。本文通过田野调查、专家访谈,结合相关文献史料,以新平县花腰傣女性服饰为例,从文化变迁视野探究不同时期花腰傣女性服饰文化的演变发展,解码了花腰傣服饰变迁的内因与外因,阐释了不同文化环境下花腰傣女性服饰的设计理念与文化构成。同时,本文归纳还原了花腰傣女性服饰演变的规律与创新传承路径,从“人—事—场”三个维度揭示了设计理念、传承活动与传承空间对其发展演变的影响。

四川通济堰的历史变迁、文化遗产价值与活化利用展望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四川通济堰的历史变迁,力图发掘该工程蕴涵的文化遗产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保护传承及活化利用展望。通济堰初修于西汉中后期,在唐宋时期尤其是南宋时期进入治理高峰,清代以降再度兴盛。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通济堰工程成为区域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该工程诞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同时,它所蕴涵的先进技术价值也是独树一帜。这一工程彰显了中国古代灌溉工程高超的治水智慧,为可持续灌溉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启示。

论族群文化变迁的形式和原因

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出现的各种变化。据此,研究文化变迁的重点,就是对文化变迁的形式和原因做出说明。对整体性文化变迁的研究,最适合从族群文化的层面展开。族群文化变迁有量变和质变这两种基本形式。前者是指族群文化所包含的具象文化的种类数量的增加和减少。一般来说,增加意味着族群文化的进化,减少意味着族群文化的退化。后者是指族群文化所包含的具象文化从一种性状变为另一种性状。一般来说,变得好用意味着族群文化的进化,变得不好用意味着族群文化的退化。族群文化之所以发生变迁,以往学界有进化论、传播论和功能论的解释,但全都具有片面性。实际上,族群文化发生变迁,应该是由两个层面的原因共同导致的。创造、传播、变革、建设和强制是族群文化发生变迁的表层原因,人的需求及其变化则是深层原因。

中国文化市场政策的变迁与演进--基于1988—2021年政策文本的分析

文化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与保障。文章将中国文化市场政策变迁过程分为积极探索(1988—1995年)、稳步发展(1996—2005年)、深化调整(2006—2015年)和战略提升(2016—2021年)四个阶段,运用聚类分析对1988—2021年中国文化市场的政策变迁主题进行分析。中国文化市场政策数量上呈现“整体上升、局部回落”的变迁趋势;政策主题具有多元化、持续性和阶段性特点;其生成逻辑主要源自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文化需求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和科技变革创新。中国文化市场政策在积极顺应科技发展趋势的同时,政策理念逐渐从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过渡,政策对象由有形向多维空间市场转变。基于中国文化市场政策的嬗变历程与变迁特征,文章从文化市场主体监管政策制定、加强立法建设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进一步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发展。

时代变迁中的春节民俗文化

春节源于农耕生产和宗法家族,其最主要的主题是感恩、庆贺和祈福,为了表达这三个主题逐渐形成了各种仪式活动。春节属于民俗文化,表现为外在的生活方式和内在的文化意蕴,尽管有些外在的仪式活动发生了改变,但文化意蕴并未改变,经历了长期沉淀的春节主题(内核),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沃土之中,融入到中华民族精神之中,呈现出独特的价值。

社会感知数据表征下的历史文化街区地方感变迁——以南锣鼓巷(2008—2022年)为例

以北京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近15年的变迁实践为研究对象,根据2008—2022年社会感知网络数据特征,分析其地方感变化的阶段性差异,以此构建南锣鼓巷地方感变迁的概念模型。首先,建立历史文化街区评价专属词库,基于扎根理论,从专属词库的文本中编码获得地方感的3个维度:地方认知、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通过对历年高频词主类目占比变化曲线、突现词特点、相关语义网络和南锣鼓巷商业业态占比等数据分析,结合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理论,提取特征差异明显的4个阶段:2008—2009年的稳定期、2010—2014年的生长期、2015—2018年的重构期以及2019—2022年的调整期。最后从资本的角度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方感变迁进行分析,指出经济资本需要综合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才能更好地适应发展,在循环中维持动态平衡。

关中地区商代文化和社会的结构与变迁——从地貌学对“水系古文化”的进一步理解和阐释

本文基于学术史和“无角度、不(非)学术”的思考,从地貌学角度重新构建了关中地区商代的地貌,并探讨了其与聚落、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关系。研究表明,地貌和水系等因素与关中地区商代聚落的分布密切相关,也深刻影响着区域文化和社会的结构与变迁。这既是对刘军社所提水系与古文化等相关认识的进一步理解与阐释,也体现了考古学研究中角度的重要价值。

现代化进程中裕固族传统仪式的文化变迁与活态传承研究

裕固族传统仪式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一方面是源于族群渴望进步与改变自我的内在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与外界往来的日渐频繁,尤其是在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入后,传统仪式原本单一封闭的内部环境开始被打破,再加之现代信息技术在传统仪式传播领域的普及与应用,更是加速了传统仪式的现代化转型。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任何一种文化都要经历的,面对族群内部渐行渐远的文化记忆和族群外部脱域化的仪式传播,裕固族传统仪式在现代化转型中对传播理念的科学化建构、传播实践的规范化推动和传播路径的多元化选择,则能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全新的文化动能。

商周时期图腾崇拜文化变迁与鸟禽类意象群的演化

商周时期的诗人们将远古时代神鸟图腾物中的祖先神之象、物候之象、司马之象、礼仪之象、凶猛之象、阳刚之象、慈祥之象、怪鸟之象、益鸟之象等意象原型,逐渐转换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婚恋之象、贤者之象、政治生态环境之象、社会生活现象之象;同时,他们以“鸒”自由求食之象来象征太子宜臼被废嫡而失位,以捕“雉”之象来象征小人得志而君子罹祸。这些鸟禽类意象以图腾崇拜为前提,原始象征意义变得隐蔽,习惯性联想形式成为显性因素,从而显示出由图腾对象到占卜形式,再到民俗物候乃至审美意义动态变化的发展链条。由于鸟禽意象中融入了作者对自然观察的感受,展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与政治生态环境,使原始兴象所体现的习惯性联想与象征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点。诗人们以此来建立意义与兴象之间的多种关联,自然表现出多种象征意蕴,让读者产生一种感官愉悦之美、心灵愉悦之美与时空意识之美。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心理与行为变化专刊序言

探寻人类文化的起源和演化规律是科学亟待研究的基本任务(Kennedy&Norman,2005),也是文化心理学当今前沿研究热点(Varnum&Grossmann,2021)。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来史无前例的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快速转型,为研究人类文化、心理和行为变迁的基本规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文化生态视角下浙北水乡古镇景观变迁解析——以龙门古镇为例

浙北水乡古镇的自然环境和人们生产活动之间的联系与融合促进着浙北水乡古镇的演变,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遗产。文化生态学中提出,文化和自然环境,它们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系统,文化是一个在变迁中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因此,本文将基于文化生态的视角,以浙北水乡古镇的建筑为例,基于“自然-社会-经济-人居”四要素来分析浙北水乡古镇景观的变迁过程,以龙门古镇来具体分析景观布局变化和文化景观的变迁,从而丰富浙北水乡古镇的研究内容,探索浙北水乡古镇的保护和传承价值。

社会主义文化边界变迁的动力分析

从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来看,社会主义文化边界变迁具有内在的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由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而来,其经历了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生形态和新生形态四个阶段。社会主义文化在历史演进与时空之维中呈现内涵与外延的边界变迁。变迁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时代主题的转换、科技革命的进步、政治关系的调整、社会环境的改变。它们共同组成文化生态综合体,提供社会主义文化边界的基础,影响社会主义文化边界的变迁,决定社会主义文化边界的走向。

微观线性文化遗产视野下的北京高梁河景观变迁

作为连接北京城与其西郊的重要水系,高梁河两岸文化遗迹集中,具备成为独具特色的线性文化遗产的实力。文章将高梁河沿线的景观变迁置于整个北京的空间范围之中,采用发生学方法,通过考证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记载、图像资料以及遗存,进行空间复原;从“基底—节点—廊道—辐射域面”的层次,考察景观形成过程及变迁原因。高梁河沿线景观变迁以自然基底为基础,以文化基底为驱动,是北京河道变迁与城市建设历史的缩影,是微观尺度上城市园林化进程及线性文化遗产构建的典型案例。构建高梁河沿线景观结构,连接各个遗产点,对于该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黄楼赋碑的变迁及其在苏轼文化传播中的价值

徐州黄楼赋碑于北宋元丰元年(1078)由苏辙撰文,苏轼亲自书写,刻石立于黄楼之上,素有“双绝碑”之称。此碑在北宋末年被人砸毁,于金代重刻,又于清代补刻。在数百年中,经历了火焚、雷击、风雨剥蚀、人为破坏等种种不幸,终于在1988年妥善安置于新建的黄楼之中,珠归合浦,获得新生。在这些兴衰变迁中,黄楼赋碑的文化集聚和辐射效应不断叠加,于近千年的苏轼文化传播中产生了意蕴丰富的综合价值,主要存在于历史见证、传拓母版、书法范式、载体意义等多个文化层面,一一解析以彰显其十分重要的文化地位。

基于英文学术期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以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的18个特刊为例

一、有关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简称MCLC）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是由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主办,在英语世界较集中、典型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英文期刊。新世纪以来,国内对此刊物的研究已经起步,但成果不多,不算系统。以MCLC纸质版及其网上电子资源库的介绍为依据,本文首先对此刊的整体情况进行介绍。

论泰国汉文报刊传承中国文学的变迁、形态及其文化价值

中国文学传到泰国,以翻译小说《三国演义》而创“三国体”为开始。近代以来,泰国华侨华人接受中国文学的滋养,由阅读自带或贩卖到泰国的中国书籍,逐渐变成阅读汉文报刊上的作品。汉文报刊作为传承中国文学的新载体,为了适应在泰华侨华人阅读的需要,因地制宜,改造了文学传播的形态:使用评论、转写、化用诸多手段,多层次参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义理阐释;新编文本,加上泰语对照,方便阅读;对经典文学加上新释、新解,传达文本精神;揉进异域文化基因,实现在地化。泰国华侨华人以“古”为情感纽带,以“中”为民族自豪,以“祖国”为精神归宿,积极探索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泰国汉文报刊文学,始终秉持“弘扬自由祖国文化,促进中泰两族亲善,沟通中泰文化”的理念。

文化空间视域下岳麓书院历史变迁及其现实意义研究

作为湘楚文化的发源地——岳麓书院,亟须追本溯源,了解其历史文化变迁以及现实作用。本文通过引入文化空间理论,探析岳麓书院文化空间中物质形态更迭与文化精神发展,从而为长沙城市形象塑造、当地旅游发展及文化保护提供参考性意见。

文化变迁视野下达斡尔族不同群体间现代住居空间对比研究

达斡尔族在17世纪中叶南迁入嫩江流域后,因所处区域行政组织不同,形成布特哈与齐齐哈尔两个群体。群体间所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差异,使现代住居在文化变迁背景下表现出特征分异。该文以两个群体原始村落哈力村与额尔门沁村为研究对象,从住居院落入口方向、院落构成要素、建筑空间布局三个方面解析现代住居的差异性。得出:布特哈群体地处北方游猎、游牧文化带中心,在支持多经济模式的自然环境和相似少数民族人文环境包容下,现代住居更多保持了本民族传统模式中的固有基因。齐齐哈尔群体靠近汉族文化聚集区,达斡尔族自身文化基因在现代住居中逐渐模糊,农耕文化的特征有一定遗留。本文以期为原生性保护和活态性更新提供依据。

民国时期传统节日与民俗文化的变迁

对节日习俗的研究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节日习俗是某个地区经过长年累月的实践和发展后,在传统节日时期形成的特定民俗习惯,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虽然这些习俗在一定阶段内相对稳定,但也会随着社会语境下环境的变化而出现变迁,即民俗文化的可变性。近代中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中,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还是社会组织、民俗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节日在社会变迁、外来文化侵袭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民国时期,是中西文化碰撞最激烈的时期,经历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传统节日和民俗文化的变化最为显著,新风尚和旧习俗的分庭抗礼,使民国时期的传统节日及民俗文化的革新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乡村家庭教养文化的变迁路径与未来走向——基于南村的田野调查

在乡村社会与家庭巨变的双重挤压下,乡村家庭教养文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样态。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乡村家庭教养文化经历了生存性教养文化、过渡性教养文化、发展性教养文化的类型变迁。在“符号—意义—文法”家庭教养文化分析框架下,“可观察的教养文化”符号变迁和“不可观察的教养文化”的意义结构或“文法”变迁均有其各自的逻辑。未来乡村家庭教养文化变迁既有历史机遇,又面临诸多挑战,只有结合“向前(外)看”与“向后(内)看”,才能实现家庭教养文化的更新与发展。深刻理解乡村家庭教养文化的变迁逻辑,有助于突破乡村家庭教养劣势论的主流认识,客观理性地回应乡村家庭教养的时代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