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感知数据表征下的历史文化街区地方感变迁——以南锣鼓巷(2008—2022年)为例

以北京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近15年的变迁实践为研究对象,根据2008—2022年社会感知网络数据特征,分析其地方感变化的阶段性差异,以此构建南锣鼓巷地方感变迁的概念模型。首先,建立历史文化街区评价专属词库,基于扎根理论,从专属词库的文本中编码获得地方感的3个维度:地方认知、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通过对历年高频词主类目占比变化曲线、突现词特点、相关语义网络和南锣鼓巷商业业态占比等数据分析,结合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理论,提取特征差异明显的4个阶段:2008—2009年的稳定期、2010—2014年的生长期、2015—2018年的重构期以及2019—2022年的调整期。最后从资本的角度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方感变迁进行分析,指出经济资本需要综合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才能更好地适应发展,在循环中维持动态平衡。

时代变迁中的春节民俗文化

春节源于农耕生产和宗法家族,其最主要的主题是感恩、庆贺和祈福,为了表达这三个主题逐渐形成了各种仪式活动。春节属于民俗文化,表现为外在的生活方式和内在的文化意蕴,尽管有些外在的仪式活动发生了改变,但文化意蕴并未改变,经历了长期沉淀的春节主题(内核),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沃土之中,融入到中华民族精神之中,呈现出独特的价值。

中国文化市场政策的变迁与演进--基于1988—2021年政策文本的分析

文化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与保障。文章将中国文化市场政策变迁过程分为积极探索(1988—1995年)、稳步发展(1996—2005年)、深化调整(2006—2015年)和战略提升(2016—2021年)四个阶段,运用聚类分析对1988—2021年中国文化市场的政策变迁主题进行分析。中国文化市场政策数量上呈现“整体上升、局部回落”的变迁趋势;政策主题具有多元化、持续性和阶段性特点;其生成逻辑主要源自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文化需求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和科技变革创新。中国文化市场政策在积极顺应科技发展趋势的同时,政策理念逐渐从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过渡,政策对象由有形向多维空间市场转变。基于中国文化市场政策的嬗变历程与变迁特征,文章从文化市场主体监管政策制定、加强立法建设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进一步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发展。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心理与行为变化专刊序言

探寻人类文化的起源和演化规律是科学亟待研究的基本任务(Kennedy&Norman,2005),也是文化心理学当今前沿研究热点(Varnum&Grossmann,2021)。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来史无前例的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快速转型,为研究人类文化、心理和行为变迁的基本规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论泰国汉文报刊传承中国文学的变迁、形态及其文化价值

中国文学传到泰国,以翻译小说《三国演义》而创“三国体”为开始。近代以来,泰国华侨华人接受中国文学的滋养,由阅读自带或贩卖到泰国的中国书籍,逐渐变成阅读汉文报刊上的作品。汉文报刊作为传承中国文学的新载体,为了适应在泰华侨华人阅读的需要,因地制宜,改造了文学传播的形态:使用评论、转写、化用诸多手段,多层次参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义理阐释;新编文本,加上泰语对照,方便阅读;对经典文学加上新释、新解,传达文本精神;揉进异域文化基因,实现在地化。泰国华侨华人以“古”为情感纽带,以“中”为民族自豪,以“祖国”为精神归宿,积极探索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泰国汉文报刊文学,始终秉持“弘扬自由祖国文化,促进中泰两族亲善,沟通中泰文化”的理念。

文化空间视域下岳麓书院历史变迁及其现实意义研究

作为湘楚文化的发源地——岳麓书院,亟须追本溯源,了解其历史文化变迁以及现实作用。本文通过引入文化空间理论,探析岳麓书院文化空间中物质形态更迭与文化精神发展,从而为长沙城市形象塑造、当地旅游发展及文化保护提供参考性意见。

文化变迁视野下达斡尔族不同群体间现代住居空间对比研究

达斡尔族在17世纪中叶南迁入嫩江流域后,因所处区域行政组织不同,形成布特哈与齐齐哈尔两个群体。群体间所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差异,使现代住居在文化变迁背景下表现出特征分异。该文以两个群体原始村落哈力村与额尔门沁村为研究对象,从住居院落入口方向、院落构成要素、建筑空间布局三个方面解析现代住居的差异性。得出:布特哈群体地处北方游猎、游牧文化带中心,在支持多经济模式的自然环境和相似少数民族人文环境包容下,现代住居更多保持了本民族传统模式中的固有基因。齐齐哈尔群体靠近汉族文化聚集区,达斡尔族自身文化基因在现代住居中逐渐模糊,农耕文化的特征有一定遗留。本文以期为原生性保护和活态性更新提供依据。

乡村家庭教养文化的变迁路径与未来走向——基于南村的田野调查

在乡村社会与家庭巨变的双重挤压下,乡村家庭教养文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样态。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乡村家庭教养文化经历了生存性教养文化、过渡性教养文化、发展性教养文化的类型变迁。在“符号—意义—文法”家庭教养文化分析框架下,“可观察的教养文化”符号变迁和“不可观察的教养文化”的意义结构或“文法”变迁均有其各自的逻辑。未来乡村家庭教养文化变迁既有历史机遇,又面临诸多挑战,只有结合“向前(外)看”与“向后(内)看”,才能实现家庭教养文化的更新与发展。深刻理解乡村家庭教养文化的变迁逻辑,有助于突破乡村家庭教养劣势论的主流认识,客观理性地回应乡村家庭教养的时代困境。

建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生态学的基础性工程——评《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生态的历史变迁及当代建构研究》

文化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之一。作为特定社会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生态,这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与吸引力同良好的文化生态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就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需要而言,无论基于历史的维度,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化人”之优良传统来看,还是基于现实的视界,从近现代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文化载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看,建构良好的文化生态,优化文化环境条件,可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序推进的重要价值追求。

academy语义变迁的教育文化史考察

由于缺乏对academy一词源流的梳理和分析,国内已有研究对该词的翻译和阐释有误。通过借鉴语言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成果考察academy的语义变迁,发现academy最初指柏拉图师生哲学研究共同体的所在地,词源为希腊语ακαδημíα,译为学园。文艺复兴时期,academy是指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贵族聚会圈子,义同society,译为学会。16世纪晚期,学会的形态变得接近改革后的大学,academy义同university,译为学院,该词用于表示提供私人贵族教育的宫廷学院和英国非国教徒创办的非国教学院,以及美洲长老会等培养牧师的神学院。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在美国academy是指获得注册的提供多样化课程的学校,译为注册学校,到19世纪下半叶academy成为大学预备校。

近现代汉族传统丧服及其文化变迁

汉族传统丧服是中国传统服饰及古代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结合文化变迁特征,梳理近现代汉族传统丧服及其文化的变迁历程,揭示汉族传统丧服、丧葬仪式及丧服制度的成因及发展规律,探究近现代汉族丧服及丧葬礼俗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心理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当前殡葬改革所面临困境与挑战的核心问题。深入理解传统丧服的文化内涵及其在现代社会发展转变的现实意义,承扬优秀传统服饰文化,促进传统礼俗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

人类学视阈下刮克舞文化生态变迁及活态传承研究

文章从人类学视阈出发,运用田野调查法、历史研究法和民族文献整理等研究方法对泸水市傈僳族刮克舞文化生态的环境、结构、变迁过程进行分析,探讨傈僳族传统刮克舞与现代刮克舞之间的文化生态变迁。研究表明,傈僳族刮克舞的文化变迁实质上是傈僳族刮克舞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指出:傈僳族刮克舞民俗体育进行活态传承时应固守本源、适度创新,多区域开展文化活动,并以政府宏观指导为引领开展相关工作,旨在为少数民族地区民俗体育活态传承实践路径提供参考依据。

媒介变迁视阈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向研究

随着媒介形态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变迁发展,文化的传播场域、传播主体、传播模式也呈现出开放化、民主化、互动化趋势。这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现代化转向提供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传统文化的稀释和失真、商业化趋向,以及异化和断裂。在此背景下,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向,需要从统筹传统文化与媒介变迁的互动关系出发,通过强化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建立跨文化交流平台,来适应媒介方式的变化趋势、应对商业化的挑战、以及弥合媒介开放性引发的文化断裂,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向,不断提升全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空间生产与文化变迁:湘南瑶族“串春珠”田野舞蹈民族志考察

舞蹈的形式、意义和表演方式与社会空间、文化符号、权力关系和身份构建密切相关。“串春珠”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俗舞蹈形式,承载着瑶族的文化信仰和文化记忆,同时也与社会身份认同和地方文化传承紧密相连。“串春珠”特定的步伐和动作形态,与瑶族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整个表演过程凝聚了瑶族人民的情感、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民俗文化意义。从民俗活动中的舞蹈“串春珠”到被列为“非遗”的民间舞蹈“串春珠”,“串春珠”的展演实现了由“民间在场”到“国家在场”的转变,这一语境的变迁彰显出身份的变迁。“串春珠”舞蹈的意义不仅从宗教和祭祀逐渐转变为文化传承、社群凝聚和身份建构的一种方式,而且逐步发展成为融合了“国家在场”“民间在场”“专家在场”的“新民俗”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社会变迁语境下海丝文化的历史嬗变、生成逻辑与时代价值

海丝文化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进行商贸交往和文化交流活动而呈现的观念形态。其生成具有内在规律和物质生活根据。面向生活的产业发展是海丝文化生成的内生动力,较为发达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是海丝文化形成的技术保障,社会安定、政策开明是海丝文化形成的制度保障,文明开放包容是海丝文化形成的理念支撑。挖掘海丝文化的生成逻辑,能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海丝文化的产业发展价值、技术引领价值、文明发展价值以及人文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视角,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增强文化自信、创造人类新文明形态而言具有时代价值。

民族村落体育文化生态变迁研究——云南芙蓉村的田野调查

借助田野调查、文献资料、历史比较等方法,以文化生态学为研究视角,分析了民族村落体育的文化生态结构和文化生态变迁历程,探讨了村落体育文化生态的本质功能和形式显示的关系,提出了村落体育发展的路径。研究表明:民族村落体育与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仪式密切相关,村落体育有自己生存的“文化结构”;村落体育文化生态变迁的实质是从最初的文化迷茫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自强的必然过程,分别经历了传统自在期、探索发展期及融合共生期3个阶段;保护现存活动仪轨,再造文化结构,坚持特色开发将是村落体育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产业结构变迁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演化研究——以陕西袁家村为例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载体。以陕西袁家村为例,结合空间生产理论探析乡村在传统农业村落、现代工业村落、乡村旅游村落3个产业变迁过程中文化空间生产的演化逻辑。结果表明:袁家村物质文化空间经历了从传统农耕文化到乡镇工业文化,再到乡村旅游文化的转变;精神文化空间由乡土观念和小农意识逐渐发展为集体信仰和组织观念,再到强化道德教育和乡风文明建设;制度文化空间从血缘宗族制度下的礼俗秩序转变为集体主义规范兴起下的制度规范与业缘交往,最终实现了多元主体融合下的三治合一。文化空间的功能价值从最初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功能拓展为生产、生活与旅游功能并重。这些演化过程是内外部经济资本积累、构建者主导的政治权力以及集体主义导向的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结果,共同决定了袁家村文化空间的形态和结构。

研究社会文化变迁的新视角——表征相似性分析:以老年人心理健康为例

在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变迁研究主要使用单维度线性分析方法探索特定心理或行为的变化趋势以及影响社会变迁的潜在因素,缺乏对多维变量内部结构变迁的关注,也难以比较不同尺度的社会变迁现象。本研究将介绍一种从模式角度进行社会变迁研究的方法——表征相似性分析,并以1998~2018年间对中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的纵向追踪数据(CLHLS)与对应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测量为实例,演示如何构建多维度的表征相似性框架,依次介绍多变量单维模式分析[时间、空间、心理与意识空间(Mental space,简称“意间”)]、多变量跨维度模式分析(意间−时间,意间−空间,意间−时间−空间)、跨尺度模式分析(地区−国家)、概念模式分析,以及表征相似性分析与传统方法的耦合分析,随后展望了表征相似性分析的拓展方向。

文化变迁视角下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改革路径探究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基于文化变迁进行改革,是文化交流范式变迁的结果和客观要求,是西方文化与母语文化碰撞的结果,是社会转型及“中国英语”价值诉求共同决定的必然趋势。分析大学英语课堂教学面临的一些问题,如对文化变迁理念认识不足、文化内容失衡、主体素养不足、技术支撑不足等,以及其引发的不良影响,提出课堂教学改革的路径、目的和一些诸如强化文化育人理念、增加母语文化内容、提升教学主体素养,以及提高技术辅助水平等措施,为教学目标、内容、思想等不同环节的完善提供助力。

喀纳斯湖畔的天籁之音——新疆阿勒泰地区图瓦人“苏尔”乐器的历史文化变迁

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湖畔,生活着一个古老又神秘的群体——图瓦人,他们有一种独特的乐器叫“苏尔”,“苏尔”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有研究表明,“苏尔”乐器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一种叫作“胡笳”的乐器,中国古琴名曲《胡笳十八拍》表明胡笳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形式,而“苏尔”很可能就是目前存在的形式之一。图瓦人是蒙古族的一个分支,他们曾与蒙古族一样会使用马头琴等蒙古族乐器,在后来的发展进程中,由于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让“苏尔”乐器几乎成为图瓦人唯一传承下来的民族乐器,由于学习难度较大等原因,“苏尔”成为濒临失传的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件乐器的制作、演奏以及独特的音色和音乐形态等都具有古老而神秘的色彩,本文将围绕以上几点,对“苏尔”乐器及其历史文化变迁做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