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

陈登原在民国时期出版的 中国文化史 ,一直受到史学界的忽视。实际上,该书无论是在文化史理论的建树,还是在文化史著作的写作手法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本文着重探讨陈登原在该书中提出来的文化史理论与方法,深入分析该书写作手法的特点,并对陈著 中国文化史 在文化史学科建设上的地位给予了简要评价。

喜读《中华文化史》

记得是1987年初夏时分,武汉大学的冯天瑜先生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商谈编著出版《中华文化史》,当时“文化热”正处在高潮之中。三年后,果然读到了冯先生与何晓明、周积明合著的《中华文化史》。尽管那阵“文化热”已在悄然而逝。

文化学家洛特曼及其俄罗斯文化重构实验

尤·米·洛特曼在文化理论和文化史领域建树颇丰。他基于文本学和符号学方法建立了一个有效模型来描述和解释俄罗斯文化的语义库(符号域)。他透过那些构成历史的创作先例来看待民族文化,从而为哲学和文化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洛特曼关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化和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被视为一种理想的重构实验,他将作家的创作意识作为事件从而重绘民族文化的精神地图。通过分析文学文本及其诞生的历史背景,洛特曼重构了俄罗斯经典作家们的创作经历,并提出有趣的观点和有效的假设,澄清甚至改变了我们对创作经历和作品内容的看法。例如,他那部对卡拉姆津创作经历进行重构的长篇小说就是这种理想的重构实验之一。通过“解密”文本的方法,洛特曼将卡拉姆津的创作经历重构成一位俄罗斯作家、历史学家和思想家的精神道路,并将其看作道德和智力自我创造的历史。因此,作为文化学家的洛特曼把卡拉姆津的遗产重新带回到俄罗斯的历史现实中。通过重新阐释卡拉姆津、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人的作品,洛特曼重新为当代读者打开了他们的文本,以突出其在形成俄罗斯文化的美学、道德和政治理想、以及精神和智性传统方面发挥的作用。

编后记

本刊自由《文博通讯》改刊以来,在社会各界及同仁的关怀下,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三辑,从本期起,改为双月刊。本刊将和过去一样,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贯彻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双百方针”,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继续刊载以江苏省为主,兼及上海、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台湾等地属祖国东南地区的文物,考古学、民俗学,博物馆学及其各分支学科、区域史、艺术史和专门文化史研究(包括文化史理论、宗教文化、戏曲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历史文化地理、中外文化交流、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建设、文化名人等)诸方面的具有学术性的论文、资料、信息报道等。

The Relevance of Vygotsky＇s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to the Debate on Methodology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Throughout his work, Lev S. Vygotsky （1896-1934） pursued the objective of reformulating psychological theory. His historical-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crisis in psychology＂ showed that, beyo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two main methodological currents---＂objective/explanatory＂ and ＂subjective/intuitive＂--psychology is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its empirical-sensory foundations. This influence is actually at the origin of the disagreement since it maintains the obligation for the two currents to make reference to empirical-sensory data. Only a general model of the developing human being, assessed by its usefulness, will allow reorienting psychology towards a broader science. This would lead to a general theory of psychology, which could then facilitate the search for tools for an indirect method enabling it to go beyond empir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