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文化国家和文化人类的理想——施韦泽“文化哲学”的社会伦理维度

施韦泽的文化哲学和伦理学虽然主要是一种个人伦理和宇宙伦理,但毕竟还包括着重要的社会伦理维度。这一社会伦理维度集中地体现在他关于文化国家和文化人类的理论研究及对其不懈追寻的实践之中。这种综合了中国古代思想和西方启蒙运动精华,又经其敬畏生命原则独创而升华的理念和行动,是整个人类的重要精神财富,将给予面对21世纪复杂现实的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文化国家观下的德国大学

文化国家观是德国在19世纪初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它引领了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的改革。本文从文化国家观这个视野来探视德国大学的改革,以柏林大学为例分析了大学作为一种文化建制对文化的传承、改革与创新。柏林大学的辉煌彰显了大学作为文化机构,只有深深地扎根于文化,并在发展历程中尊重文化本身,才能生成大学的不朽灵魂。

闻一多“大江诗歌”文化国家主义的审美及评析

闻一多"大江诗歌"所表现的文化国家主义精神意味,无非是一种弱者图强的精神呐喊。这种呐喊在20世纪初的中国,无疑是属于正义的声音——通过弘扬"华夏文化"来聚拢涣散的国民以抵抗外寇。这种呐喊是慷慨悲愤、催人警醒的,但其也是一种混乱国家弱小族民因极度自爱而导致的文化自恋、自缚,含有一丝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尴尬。这样的尴尬其根源与文化国家主义思想的偏颇性有必然的关联。

二战后联邦德国“文化国家”战略与尧斯接受美学理论之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伴随国际形势向着利于西方的转变,西德政府围绕统一两德的政治主题,提出了"文化国家"的国家战略,而此时尧斯的接受美学思想大受欢迎,契合了西德"文化国家"战略。尧斯从艺术接受出发,突出艺术受众"期待视野"对建构个人审美愉悦的重要性,"人民性"成为审美的核心。在更深远的方面,尧斯接受美学思想也符合东德国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政策和东德民众的审美意识,在东德产生广泛影响。

从爱情诗的创作看闻一多的“文化国家主义”

爱情诗作为闻一多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诗人在个人情感上的矛盾。诗人在情感上所表现出的保守性,与诗人头脑中的"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观念有关。闻一多对西方文学艺术的借鉴,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技术的层面上,思想层面则相对较少,正是在这一点上,闻一多显示出自己狭隘的一面。

东盟茶文化国家来华留学生的体育消费文化探析

在我国南方高校,大量的东盟来华留学生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现象。因此,细致化分析和了解东南亚各国来华留学生的体育消费文化状况,势必能够在有效提升这些学生的健康习惯同时,引导这些学生形成全面而具体的理解与认知。本文拟从东盟茶文化国家的具体表现认知入手,结合东盟茶文化国家来华留学生的体育消费状况,从而具体探究东盟茶文化国家来华留学生体育消费文化的具体表现状况。

盟军占领时期日本社会的文化国家构想研究

战后初期的日本,上至天皇、政治家,下至文化精英、社会舆论,文化国家成为战后日本国家重建的理想社会形态而受到广泛推崇。在文化国家理念之下,强化文化外交以树立文化国家日本的和平形象,成为占领早期日本对外政策核心理念。但随着冷战的爆发,占领当局对日政策急剧反动化,文化国家理念在战后日本国家重建中地位也急剧衰落。这也折射出占领下的日本文化国家构想迎合占领改革的本质,决定了其昙花一现的局限性。尽管如此,占领下的文化国家构想,作为战后日本和平思想崛起的集中体现,给战后日本国家重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阿尔腾斯泰因的文化国家理念及其大学教育思想探讨

虽然在卡尔斯巴德敕令之后,普鲁士的政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动荡和保守的氛围中,但正是由于以阿尔腾斯泰因为首的一些开明、自由主义的政治家的努力,普鲁士的大学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加深斯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时期的教育理念。阿尔腾斯泰因的文化国家理念表达了一种国家与大学之间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阿尔腾斯泰因在出任文化部长期间为普鲁士的高等教育系统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从而为学者的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激励。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道路问题——国家文化结构视野下由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当代中国国家建构的重大命题,在五千多年文明古国的笼统共识之下,深厚文化传统如何影响或制约国家建构的机制与路径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的揭示。国家文化结构理论表明,在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结构中,基于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天然联系,国家文化议程与国家政治议程纽结在一起,造成了国家建构中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路径锁定”。进入近代,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将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文化传统为根基的文化共同体强行塞进现代民族国家的“强迫性框架”之中,极大弱化了中国经由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传统纽带,导致了从传统文化危机到国家认同危机的链式反映,动摇了国家结构的稳定性,其影响深广。通过梳理西方民族认同型国家与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之间的差异,阐述历史长周期内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国家建构逻辑与转型困境,深入揭示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国家属性与形态特征,进而阐明全球化视野下以文化认同统筹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的中国特色的国家建构路径,从中西方现代化启动的初始文化条件差异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内涵和根本特征,更加深入地认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深刻内涵,并建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理论逻辑。

多维空间视角下大运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比较研究

随着国家文化公园先后进入建设关键期,如何高质量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从多维空间视角比较研究大运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对于高质量推进两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尝试分别从地理空间、文化空间、文化认同“想象空间”视角对大运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利用地理空间特点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思路,在总结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空间建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空间建构思路,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想象空间”视角提出了两大国家文化公园需要重点建构的“想象空间”。

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站位与定位

本文根据《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的战略目标、战略意义和战略框架,分析了文化数字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主要原因,将文化大数据的体系框架概括为“两侧四端”,即供给侧、需求侧,以及资源端、生产端、消费端和云端,通过建设文化数据服务中心、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创建标识解析体系,实现文化大数据体系云端部署。文化机构只要进入文化大数据体系,就可以共享、交易数据,利用大模型等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度加工,并将文化数字内容通过云端的文化数据服务中心实现多网多终端分发,最终使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的分享路径更加便捷,加快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深入实施。

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结构叙事与文化认同塑造

作为中国首创的新概念,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与美国国家公园和欧洲文化线路既有理念联系又有内涵区别的“大结构叙事”;作为一种新体制创制,它既要超越中央—省—市—县的层级壁垒,又要跨越文物与非遗、文化艺术行业和实体产业部类的类型区隔。其特有的“大结构-大功能”架构,旨在推动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等文化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结构和网络关系的重建,既助力文旅融合的深化,又助推国家形象传播方式从语言叙事向空间叙事转变,体现出新时代文化认同型国家对于国家文化构造的新要求。国家文化公园旨在通过大型文化场景的建构,推进全球化大背景下文化生产空间和文化消费空间的重建,并构建新时代塑造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新路径。作为民族国家应对全球化竞争压力的总体性策略,国家文化公园既是国家文化和旅游行业融合发展目标的总体性表达,又是构成21世纪国民精神家园“神圣空间”的路径创新。

国家文化安全视角下我国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反思——以英语课程思政文化教育为例

外语作为国际交流的语言工具,是社会领域之间的一种独特竞争手段,更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需求。以英语课程思政文化教育为例,从理论与实践上反思国家文化安全下我国外语教育问题,并通过价值导向引领国家文化安全与外语课程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提出中国文化本体性的人文价值需求与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同向、跨文化交流中的国际视野培养与国家文化安全观构建同行以及课程思政教学与中华文化传承协同的新时代我国外语教育国家文化安全观。研究凸显了外语教育中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与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国家文化公园投融资机制创新研究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一项宏大的系统文化工程,是我国促进传统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与弘扬的重大战略决策。此举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创新国家文化公园投融资机制,是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文化公园投融资机制创新需从强化政府主导、拓宽融资渠道、强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提升运营管理能力、完善法律制度体系等方面努力,形成新时代我国国家文化公园投融资机制创新的强大合力。

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识别路径构建——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段为例的实证研究

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公园建设模式的重要创新,其主体功能区划定是落实总体建设要求、保障基础工程有效实施的重要基础,但目前仍存在识别路径、技术方法模糊不清的问题。尝试在解读主体功能区内涵的基础上,以系统耦合思维构建“文化生态双维度耦合-保护利用双象限评价-空间功能四分区重构”的主体功能区识别路径,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湖北段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主体功能区呈现出以提供基础条件的管控保护区为基底、以文化引领的主题展示区为核心、以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为外延圈层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布局模式相符。期望在丰富国家文化公园理论研究的同时,助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科学布局与规划编制。

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高质量发展机制完善与路径选择研究

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作为推动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试验田,其所辐射的空间范围不断拓展,与城市特色和功能区作用愈加匹配,然而依然在突破产业边界、加强供需双向互动等方面存在不足,需要从区域和城市维度加强规划布局,更加重视改革的系统集成、协同推动及机制的创新完善。为了进一步推进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高质量发展,可以将联动、集聚、融合、竞争和共享机制建设作为重要着力点,继续扩大联动机制的作用范围,强化集聚机制的功能和水平,拓展融合机制功能发挥的通道,开辟竞争机制作用新空间,增强共享机制作用的效果。为此,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应在推动机制系统集成建设、加强平台经济支撑、强化数字科技保障、增强改革创新动力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拓宽自身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遗产活化视角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秦皇岛段)景观营建策略研究

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秦皇岛段)建设目标出发,对秦皇岛市长城资源现状、分布及特点进行调研,分析秦皇岛市长城资源现有情况及其开发不足之处,指出在遗产活化视角下,秦皇岛市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以遗产活化为视角,集合遗产保护、景观展示与活化、居民娱乐与旅游开发为一体的综合性工程。并提出在区域化背景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以资源为主,坚持遗产保护与合理规划并行,充分发挥地方特色,打造“保护、发展、传承、共生”为一体的景观体系构,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实施提供实践参考。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理路探析

乡村档案文化建设是推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触角向基层延伸的生动体现,对于践行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助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延续乡村文化根脉”,为乡村档案文化建设提供了战略引航和行动指南。论文在剖析《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价值引领、任务要求与推进方案的基础上,全面解析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围绕资源、展播、产业、治理等层面深度把握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任务向度,并依此系统探察深化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逻辑理路,以期为乡村档案文化建设助益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提供参考。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的档案文化建设

文化强国、数字中国、国家文化数字化等战略的提出,加快推进了文化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如何打造高质量的数字文化资源、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更好满足数字时代公众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成为所有社会文化机构必须思考的问题。档案机构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机构,不仅承载着人类社会文化实践,更承担着让档案文化资源持续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因此,不论是档案学界还是档案部门都有必要主动作为,结合国家各项重大战略的要求,积极融入到国家数字化建设的大局之中,在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理念的指引下,共同探索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的档案文化建设问题。此次对谈涉及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档案文化数据共享、档案文化数字体验、档案文化服务数字化转型、红色档案文化数字创意开发五个方面,以期通过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的档案文化建设具体问题的思考,为档案界深化相关认知提供参考借鉴。

体育赋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研究

体育嵌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增加有效文化传承,刺激红色精神发扬,激发红色文化传承的新动力。梳理体育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红色文化资源之间的联系,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从需求、红色文化传播和市场三个动力机制展开讨论,研究发现,当前,体育赋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体系单一,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的区域部门协调不畅,体育文化元素融入专业人才存在断层等困境。为优化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多维度的活化,提出以体育为切入点,实现体育赋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