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基本法》的考察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立法实践表明,文化基本法重点发挥的是文化人权法与文化政策法的功能,厚植文化国力的根本在于全面提高"人"的文化艺术修养。中国文化政策存在稳定性不足、文化人权相对忽视及文化政绩化、功利化现象,亟待尽快制定文化基本法,就文化发展的基本理念、不同主体的权责义务及各项文化政策作出规定,以实现文化重要性教育,明确文化政策方向及保障文化人权,保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有源之水"与"有本之木"。

亚美尼亚共和国《文化基本法》概览

亚美尼亚共和国《文化基本法》于2002年12月19日生效,该法从公民在文化领域的基本权利、中央政府以及地方自治机构在文化领域的职权、国家文化财产、国家与创作者关系、对外文化合作与文化交流等方面对文化活动给予保障,对亚美尼亚文化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文化大发展需要制定文化基本法

促进我国文化发展,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文化基本法。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来看,文化基本法既应作为"文化宪法"对宪法起着补充作用,对宪法上的文化权利法律化,也应以法律方法将《决定》、《纲要》确立的国家文化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宣示国家对文化发展的目标、方式与措施。制定文化基本法可以将文化政策法律化、制度化,为制定其他文化立法,以及文化法律的实施和评估提供法律标准。我国文化基本法的基本框架具体包括总则、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并明确国家文化立法的立法目的、指导思想、法律措施、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责等基本内容。基本方针规定国家促进文化发展的各项基本原则,基本政策则规定实现政策与法律的衔接,将各项文化政策法律化。

《俄罗斯联邦文化基本法》框架与内容述略

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联邦出台了《俄罗斯联邦文化基本法》,为发展文化提供了法律保障。《俄罗斯联邦文化基本法》包括各级政府的文化管理权限、公民的文化权利、民族文化的保护、文化领域的经济调控以及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等内容。旨在确立国家文化政策的原则和规范,发展民族文化,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在政府的文化管理权方面,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成立国家权力机关,由国家权力机关行使权力,保障文化领域中各主体的利益;公民拥有创作权、文化价值知情权等,促进公民在参与文化活动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素质;针对俄罗斯多民族的特点,俄罗斯联邦尊重和保护各民族文化,为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延续创造条件;文化基本法对文化机构经费来源和个人收入进行经济调控,保障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害;加强文化交流,促进俄罗斯文化发展,增强自身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文化艺术领域的“部门宪法”:日本《文化艺术基本法》研究

本文对日本《文化艺术基本法》的立法过程、核心内容,及其和文化艺术领域诸多部门法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而又较为系统性的探讨,希望由此可以对中国的文化行政立法(包括未来可能的“文化宪法”制定),也能够提供一些具有“他山之石”意义的借鉴。

我国文化法学的内涵与原则

文化法学的首要问题是文化之内涵。法学语境中的文化不应做太过宽泛的理解,作为文化法调整规范对象的文化,应当限定为与物质文明相对的人类精神文明成果。文化法治化源自国家文化利益、民族文化利益和个人文化利益需要法治加以确认与保护。目前,我国文化法治仍然处于较为初级的文化立法建设阶段,尚需国家根据立法难度和社会发展需要统筹安排、先易后难,分阶段分步骤推进实施后续文化立法工作。我国文化法包含文化基本法、文化事业法、文化产业法三个层次。其中,文化基本法是总则部分,文化事业法是分则中的公法部分,文化产业法是分则中的私法部分。文化法的目标旨在实现文化传承、文化发展和文化价值,充分发挥文化在社会发展进步中的功能。基于此,我国文化法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多样性原则,促进文化创新原则,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原则。

文化权利及其法律保护

就其本性而言,文化权利是一种人人享有的个体权利;但在现实意义上,文化权利及其实现与他人、群体以及政府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关联性。就总体趋势而言,各国均有加强文化权利立法保护之意图,其模式大致有统一立法模式、融合立法模式和单行立法模式。在我国,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加强文化权利之立法保护已成为各界共识。我国选择以文化权利保障基本法为核心的统一立法模式,更具现实性和针对性。

我国文化权利保障法体系建设的进路

文化权利保障法体系是全面调整文化权利保障领域社会关系,专门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文化权利的法规范体系。当前我国文化权利保障立法滞后、制度建设不健全,立足国情,推进文化权利保障法体系建设已成为回应我国公民文化权利诉求,推动文化建设及国家治理的必由之路。在此过程中,其前提在于厘定基本原则,以明确我国文化权利保障法体系建设的理念与方向;其核心在于确立"文化基本法"与"文化权利保障单行法"相结合的建构模式,以指明我国文化权利保障法体系建构的基本框架;其关键在于构建基础制度、核心制度、支撑制度相衔接的制度体系,以落实我国文化权利保障法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

文化创新主旨下我国文化立法的价值维度及现实向度

文化创新是文化的生命,是实现文化赓续发展,彰显文化之价值与功能的根本要求。正因如此,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以创作创造为核心的文化权利。然而,当前我国传统文化行业在现代信息科技环境下所遭遇的窘迫情势、整体文化行业遭遇的“软收缩”态势、文化体制改革陷入的进展缓慢困局、文化自信面临的相对不足窘境,都在深层次上暴露了我国文化创新的乏力。当下,应当把握我国文化立法窗口期,在既有文化法及即将出台的《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以推动文化创新为主旨,加强文化立法、健全文化法律体系,为我国文化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为此,有必要研究推动以“文化创新基本法”为核心的我国文化法律体系之建立,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文化创意和文化产权法律保障制度、文化开放与文化融合法律促进制度、文化治理法律保障制度等文化创新基本制度建设。

日本对外文化传播战略的构建探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愈发频繁,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日本政府为了配合其政治意图,积极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于20世纪70年代成立国际交流基金,80年代设立日本文化研究中心,90年代提出"文化立国"战略,21世纪初颁布《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以及《文化艺术振兴的基本方针》,形成了对外文化传播政策体系。本文通过分析其对外文化传播战略的形成过程,指出目前我国制定对外文化传播政策体系的必要性。

考察日本文化产业发展之日本振兴文化产业政策——从政策的多面性和产业重视的背景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在各国中,文化产业已成为发展的重中之重.特别是经济高度发展的发达国家中,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显然已经是文化产业的发展.针对较发达的日本文化产业,本文考察了日本文化政策和政策的转变,以及其发展背景,总结日本文化产业发展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21世纪初日本文化政策的重点及启示

21世纪初,日本政府出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并先后三次公布《关于文化艺术振兴的基本方针》,确立振兴文化艺术的基本理念,制定振兴文化艺术的政策措施,为21世纪初期的文化发展指明了目标和方向。本文通过对21世纪初日本的重要文化政策进行考察,分析日本文化政策的重点,以期为我国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启示。

日本艺术管理的新趋势（英文）

在日本,文化和艺术基本法案是2017年6月开始实施的。这个法案是2001年的文化和艺术促进的基本法案的一个修正案。这个修正是被对艺术管理的概念的接受,以及具体实施的演化和全国范围的扩张所影响的。对于艺术管理概念的接受非常明显,其例证是公共文化设施的增加,解决方案导向的艺术管理的实践和演化,以及由于申办奥运会而产生的文化方案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