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对民国翻译事业的赞助与贡献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作为美国庚子退款的产物,对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中基会的下设机构编译委员会在胡适的主持下,翻译成果丰硕,翻译理念前沿、管理模式成熟,具体表现在:1)翻译选材由自然科学转向人文科学,大量翻译出版文史哲方面的名著;2)统一翻译标准,主张白话译文,译文力求自然;3)独立翻译与合作翻译相结合,通过翻译审校把控翻译质量;4)注重译者培养,通过增加译酬提高译者地位。虽然中基会编译委员会只存在了13年,但赞助了大批的翻译项目,推动了民国翻译活动的转型,促进了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国立京师图书馆

庚子赔款之后,美国出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考虑,先后两次退款于中国政府,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便是当时美国退款的历史产物,并设立专门机构管理退款。1925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中国教育部协商订约,决定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之后依教育部令,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参考文献5。

县域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文化基金会探析

县域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面临资金短缺问题。文化基金会可以多渠道募集社会资金,具有文化主导示范、吸收社会资源、鼓励文化创新和扩大文化交流等作用。然而,我国文化基金会的发展还不成熟,依旧面临着定位不准确、法律法规不完善、资金短缺和内部管理混乱等问题。明确文化基金会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资助的合理定位,加快文化基金会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拓展筹资渠道以及进行有效的专业化管理是完善和发展文化基金会的重要举措。

图书馆“兼职”副馆长的工资——鲁迅、李四光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段祺瑞内阁决定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舒缓了财政上的压力。首先,对德奥的赔款立即停止,协约国中《辛丑条约》的签字国也同意,从1917年开始,庚子赔款缓付5年(即推迟到1922年)。战后,北洋政府先后与相关各国展开彻底免付庚款的谈判,并明令指定有望退还的庚款全数充作教育经费。这一政策反而引起北京教育界与中央政府尤其是教育部的纠纷。如何设立管理巨额退款的机构,相关人员如何派定或推选,就成了不同派系、利益集团争斗的焦点。负责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基会)是第一个这样的机构,由曹锟政府与美国协商筹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出身于河北高阳望族的国民党元老、中法大学创办人、北大教授李石曾因在国民军中广有羽翼,并不把无军力可恃的段祺瑞执政府放在眼里,侵夺财权,无所顾忌。中基会不受李石曾一派控制,它的出现大大加速了后者夺权的步伐。紧随中基会成立的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中方主要负责人均系李石曾。中基会财务公开透明,主动接受政府和舆论的监督,与几乎无章程可循的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形成鲜明对照。1925年、1926年之交,鲁迅关注李四光在中基会出资筹建的图书馆兼职副馆长的工资,既暗含着对中基会的质疑,也有为违反北大有关规定兼任多项校外重要职务的李石曾开脱的功效。李石曾专权的举动引起《现代评论》杂志多次不点名的批评,未得到正面回应。鲁迅猛攻《现代评论》派,除了个人的原因,还有围魏救赵之意。这一段协同作战的故事后来因种种原因被有意遮蔽。取代杨荫榆、章士钊出任女师大校长、教育部总长的易培基是李石曾的代理人,1925年北京女师大"驱杨倒章"运动还应该置于一个更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来解读。

我国文化基金会员工薪酬现状与革新路径——基于2005～2013年的实证分析

文化基金会员工薪酬管理是一个重要而有待深入研究的理论命题。对中国2005～2013 年文化基金会的员工薪酬现状分析发现，文化基金会专职人员薪资差距大，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所占比例不均衡；公募和非公募文化基金会的薪酬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文化基金会专职人员数量不足；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文化基金会的发展。未来文化基金会员工薪酬管理应立足政府、文化基金会自身机制和员工职业能力的提升三大路径，完善文化基金会员工薪酬管理体系。

加强文化基金会建设引导文化产品创作生产

文化基金会作为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引导文化产品创作和生产的重要力量,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然而,当前我国文化基金会的发展状况不甚理想,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其引导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功能无从发挥。为此,需要规范其运行管理,加大对其的扶持力度。

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中国科教现代化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是 2 0世纪 2 0年代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一个民间文教机构。基金会董事会的中方成员大都是中国科教界的杰出人物 ,他们利用稳定的基金来源 ,投资发展中国的科教事业 。

补余、合作与制衡:文化基金会与政府关系——以欧洲文化基金会为中心

欧洲文化基金会作为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与欧洲政府部门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总体上可以归为补余、合作和制衡三种,其中合作是欧洲文化基金会与政府关系的主流。欧洲文化基金会与政府通过项目实现合作,政府对项目进行资助,而由欧洲文化基金会实施。而欧洲文化基金会比政府更能满足欧洲差异化文化需求,并能对政府的文化职能进行有效补充。同时欧洲文化基金会借助于对欧洲文化政策的影响,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了良性互动的渠道,实现了对政府的制衡。根据欧洲文化基金会与政府关系的分析,本文还提出了与中国文化基金会发展相关的两个命题。

文化基金会:博物馆社会化的助推器

在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借鉴文化基金会这种西方运作成熟有效的文化管理模式,有利于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运营管理,倒逼博物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培育国有博物馆与民办博物馆协作竞争格局,从而实现博物馆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宗旨,满足人们对博物馆服务的多样性、高品质需求。

任鸿隽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任鸿隽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渊源颇深,他对该会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的科学发展理念也通过该会得以实现。他用非凡的组织和领导才能,规划着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方向,为其他学科科学家创造良好的科学研究氛围,进而促进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中国的现代科学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推行浦东新区文化基金预算绩效管理的思考

2002年,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了浦东新区宣传文化发展基金(简称文化基金),其主要宗旨是通过文化基金的引导和助推作用,资助公益性文化活动,促进公共文化交流,支持公共文化创新,扶持文化人才,促进文艺创作,满足浦东新区市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需求。文章对文化基金预算绩效管理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中南重工联合湖南广电10亿设立文化基金

中南重工12月13日晚间公告,与芒果传媒有限公司、易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三方共同作为发起人,发起设立芒果文创(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芒果文创")。芒果文创设立时全体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10.12亿元,其中中南重工和芒果传媒作为有限合伙人,易泽资本作为普通合伙人。中南重工出资5.1亿元,占总出资额的50.4%;芒果传媒出资5亿元,

杨澜阳光文化基金会 慈善事业制度化探索

作为公众人物和明星，她给多家慈善机构形象代言；作为一个普通人，她更愿意从一个普通人的情感来理解慈善——“这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处理财产的方式。”这就是杨澜!

学界派别、权力政治与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资源获取——以私立南开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互动为例(1924-1931)

办学资源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生命线"。为获取办学资源,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加强了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间的互动。在争取资助的过程中,除自身办学水准外,学界派别、权力政治对办学资源的获取有着重要影响。私立南开大学虽属个案,但它反映了在特殊背景之下,学界派别、权力政治事实上成为左右近代中国私立大学资源获取的重要因素,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资源获取实属艰辛和不易。

教育独立视野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困境研究

教育独立作为近代中国民主主义思潮的一个侧面，吁求学术独立于政治也寻求教育能独立于西方。本文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作为研究对象，从与政府、美方两方面分析，得出主观上力求之“独立”而实际之难为的结论，且试图找到一个解决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独立品质实现及道义上的合理性，却是有着极大困难的。从实践的角度看，现有各类教育基金会由于其为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组织，性质上具有双重性，处于“无行政职能，有行政性，是社会团体，又不是纯粹的社会团体”的尴尬境地，同时也存在着人事滥用以及经费违规的现象。因此本文希望从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借鉴经验，总结教训，以期帮助基金会运作者以规避前人已经走过的弯路。

融资约束、投资契合与文化产业基金发展模式

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融资问题已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而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则是解决文化产业融资难的有效途径。中国文化产业融资存在风险约束、规模约束、资产结构约束和外部金融环境约束,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理念、投资方向、组建方式以及专家型管理方式契合了文化产业的特征,有助于解决文化产业的融资困境。根据产业投资基金与文化产业的这种契合性,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应该组建公司型、封闭型基金,采取公募和私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融资,投资方向、投资策略和投资程序都应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退出方式则首选首次公开发行。

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资金援助

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是一个民间机构,专门管理美国退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1925年成立后,它就致力于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为文化教育机构提供钱财支持。其中图书馆是中基会援助的重要文化项目之一。自1925年到1949年,它分别赞助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科学社明复图书馆等图书馆,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产业基金浪潮下的文化产业投融资问题——刍议欠发达省区文化产业基金的组建

自2007年起,中国文化产业投资界掀起了一股产业基金热潮,从国家到地方各式产业投资基金纷纷成立。国家在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上也呈现出利好趋势。省级文化产业基金作为国家之外资金最为雄厚,指向性最为明确的区域文化产业投融资渠道理应成为文化与金融融合的中坚力量。但在组建和操作的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量金融秩序与潜在风险等。

产业投资基金及其组建模式的探析——基于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角度

国际经验表明,产业投资基金能够推动产业升级,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现处于初级阶段,需要金融工具辅助其发展,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出现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金融平台。本文主要分析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及组建模式,并具体分析公司型、信托(契约)型和有限合伙型三种组建模式的应用。由于文化产业自身、市场环境和中国产业基金发展水平等条件的约束,不存在最优组建模式,需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组建模式。最后,从完善政策法规、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培养复合型人才等多方面提出建议,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

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风险与风控机制

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在投资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可以分为投资环境风险、管理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投资环境风险属于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产业投资基金的固有风险,一般情况下这两种风险都不易克服,因此,管理风险是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控制的关键。本文运用投资组合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两种风险控制的方法,分别是组合投资与契约设计。组合投资能有效分散基金的非系统性风险,而契约设计能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通过激励与约束机制起到规范代理人行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