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岳阳楼记》建筑描写看士文化终极“意境”

《岳阳楼记》是中国古典散文名篇,范仲淹在描写建筑物过程中呈现出的士文化终极“意境”,抒发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人精神。这种精神直到今天还熠熠生辉,超越时空界限影响着无数中华儿女。

士文化对当代高职学生的价值引领研究

我国士文化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至今余韵未绝。以天下为己任以及对文化思想的自觉传承一直是士人的中心任务。新时代的高职学生同样承担着这样的使命。以士与高职学生历史使命的契合入手,深入挖掘士文化在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精神内核,不断完善士文化教育教学体系、发挥家风家训正能量、优化社会文化环境,引导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取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论“魏晋风度”与士文化的审美开拓

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其影响是甚为深远的。它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使内在的追求与外在的否定联系在一起,即在对旧传统、旧价值的怀疑、对抗,乃至破坏与颠覆中彰显出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也正因为有了这种“人的觉醒”,才使得“魏晋风度”具有了推动历史演变的人文情怀,蕴含着激励后人的意绪情结,从而使中国士人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审美开拓。

商周史官文化向战国士文化的转变及其对说理散文的影响

春秋末年,支撑商周史官文化的三大支柱——宗教神学意识形态、王官政治宗法系统和历史记载职能都发生动摇,史官文化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在史官文化内部,存在着向士文化转变的机制:战国某些诸子流派可以直接溯源到商周史官系统;商周史官与战国诸子在思想气质上一脉相承;商周史官和战国诸子百家在政治目标上有着共同的追求;商周史官文风也给战国诸子以直接的影响。孔子师徒在由商周史官文化向战国士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孔子师徒自觉地以"道"作为他们追求的最高价值,从而将治理天下之"道"成功地从王侯卿士大夫手中转移到士手中;孔子拯救乱世的积极态度为战国士林树立了典范;孔子开门讲学授徒,为战国士文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孔门师徒还开创了士人周游列国之风。文化转变带来了说理散文的深刻变革:记载者由史官变为孔门弟子;记载内容由君主卿士大夫言论变为孔子言论;文章由议论现实问题而变为务虚性的文化学术探讨。

中国古代士文化与英国贵族文化比较研究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士"的出现,他们对于政治、生活、现实都保持着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与情感体验,并由此形成一种士文化。他们向往着"达则兼济天下",但更多时候处于"穷则独善其身"的境地。英国贵族文化是随着贵族阶层的出现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直到今天它还无处不在地影响着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形态,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特征,如对社会责任感的注重,对思想自由与精神充盈的追求,对人的价值与尊严、人格独立的强调等。同时,作为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态,两者又有一定的差异。分析比较这两种不同文化形态,对于把握中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将传统文化运用于现代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层不仅在当时处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而且对中华文明的承传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不绝、未曾"断裂"的文明,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便在于当时汉族士族阶层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自汉末魏晋以降,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内部分裂与动乱状态,特别是为时长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昔日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域的中原及汉族王朝政治中心的都城,自然失去了其文化中心地位,而散居各地的世家大族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士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承传者。当时的士族,就其地域群体特征而言,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江南地区的自汉代以来成长起来的所谓"吴姓士族";二是自两晋之际及其后从北方迁移江南的所谓"侨姓士族",二者可合称为"南方士族"群体;三是在北方民族融合过程中流居故土的山东、关中等地的士族,可统称为"北方士族"群体。这些士族群体虽然由于各自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家世地位等方面的不同,其文化表现与特征存在诸多差异,也由于这一时期南北、中外文化交融等因素的影响,各家族学术文化异彩纷呈,但其家学门风的核心与基调则依然保持和延续着儒家的礼法与礼学的传统,并以此整合其他各种文化要素,从而为此后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战国士文化精神中的屈作灵魂

屈原与先秦诸子的关系,前人已做了不少有益的梳理。为了避免把屈原看成是某种哲学思想的形象化或是各种哲学派别思想的混合体,笔者试图以屈原为视线中心,把战国士文化精神作为屈原与先秦诸子思想的连结点,探讨两者产生联系的可能性与原动力。

士与侠的消隐——对《檀香刑》中文化符号意义的解读

《檀香刑》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情节本身也并不是此小说所要竭力讲述的内容。在这个寓言里,人及与人有关的物都具有一种文化符号意义,这些意义互相交织与自相消解,体现了作家对中国传统的士文化与侠文化的反思,最终指向的是作家对人性的追问与思考。

隐逸的山水——隐士文化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

隐土文化很具有中国特色，“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隐士’这个名词和它所代表的一类人物，是中国社会的特产”。隐土文化在西方国家也有，但没有中国这样的连续性、稳固性和完整性。隐土文化对中国山水画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山水画的初刨时期，这跟当时的文人归隐风大盛有关。宋元时期是山水画创作的顶峰时期，从题材来说，它提供了山水画中的隐逸题材，

中国客家士文化与韩国士文化

中韩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渊源关系。韩国有着与客家文化同质的文化要素,开展中韩文化对比研究,特别是韩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客家文化的比较研究,从而加深两国文化的自我认识和相互认识,促进双方在经济文化领域更友好的合作,将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国“士族”的历史、士文化的内涵和社会影响进行比较,为认识客家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儒家士文化传统与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诉求

儒家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士文化的源远流长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族命运,不断体察天地之道,追求生命价值的结果。士文化传统对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诉求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必须根据时代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重塑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充分发挥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观乎人文,以化天下”——士文化与中国企业文化形象包装设计浅谈

士文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又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企业形象包装设计的实质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新文化的创造;当前企业形象包装设计对士文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民族企业的前途,而面对历史性境遇,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士文化、多元化构筑现代民族企业文化形象,不失为推动民族企业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种战略选择。

士与士文化

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较为明确的社会分工意识，开始把人大致分为士农工商四类，但其次序历代有所不同。《管子·小匡》日：“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石指柱础。《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苟子·王制篇》亦有“农士工商”的排列。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日知录》卷七曾说：“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认为春秋时期齐国国相管仲最先定下“土农工商”的次序，后一直沿用至今。

论秦汉时期的方士文化

由原始巫师阶层演变而来的方士群体是秦汉时期非常活跃的社会阶层。这一时期方士的主要活动是寻求炼制长生不死的仙药,扩大神仙思想在社会上的影响;利用五德终始说和封禅说干预政治,力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西汉时期,方士文化开始衰落,并最终退出了社会政治文化舞台。

一盏清茗品风雅——茶与中国士文化之管窥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谓一枝独秀。因其性寒、俭、清、雅,备受历代文士、雅士、隐士和僧人的青睐。士是历史文化最为敏感的先验者,其对茶的偏好正是时代文化特征在情感症结中的物化反应。因而茶和士文化无形中交织、融汇在一起,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士文化的发展起了催生、助长作用,而士文化又以其在不同时期的内在特质成就和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

从士文化传统看欧阳修的士情结

孔子"士志于道"的表述是对中国士文化本质属性的经典界定;道与势的博弈的历史运动形成了士文化传统的内涵。欧阳修士情结的实质就是要依靠对"道"的诠释来恢复知识、思想及信仰的批评力与有效性,从而让士阶层获得对抗皇权的话语权力,进而实现士的一个古老梦想:居于政治主体地位。综观欧阳修一生,不难发现士情结与其生平相纠缠的轨迹。换言之,正是一种难以抛却的"自主性"的士情结铸造了欧阳修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