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分析哲学家关于文化多元主义与辩证法的论争——以金岳霖、张东荪与张岱年的逻辑哲学为切入点

20世纪上半叶,汉语哲学界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作为罗素访华事件的副产品,分析哲学的方法与数理逻辑的工具开始传入中国学术界;二是以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在汇通中西哲学资源的基础上,开始建立汉语自身的新哲学体系;三是唯物辩证法开始传入中国。三股思潮剧烈碰撞,最终使得两个逻辑哲学问题成为当时学界的重要话题:一是数理逻辑能否成为各文明体哲学构建的基础框架?二是数理逻辑究竟是辩证法需要克服的对象,还是与之并行不悖,或者是形而上学构架的逻辑基础?与今日中国哲学界的风气不同,当时中国一流的哲学家特别是金岳霖与张岱年,在面对张东荪提出的“逻辑多元论”时,都愿意为数理逻辑的基础地位提出全面辩护,并且认为数理逻辑的使用既不影响哲学构建的民族特色,也不影响辩证法继续在方法论上起效。

文化多元主义的宽容困境

文化多元主义是一种针对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情境为克服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等偏见和歧视而强调不同文化独特性的事实或政策。文化多元主义分为描述性文化多元主义和规范性文化多元主义两个层次。文化多元主义阵营内部有薄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厚的文化多元主义两种观念。虽然文化多元主义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它也遭遇了困境,宽容困境即是其一:文化多元主义以宽容为前提,但是却不能保证真正的宽容。宽容困境主要是源于文化多元主义所采纳的狭隘的宽容概念和宽容边界的误置。

移民社会的文化整合问题与统一后联邦德国文化多元主义的形成

德国统一后成为一个非典型移民国家。为应对外来移民文化与本国主流文化的整合问题,联邦德国形成了一套文化多元主义政策:一方面尊重和包容移民文化,另一方面要求移民必须在文化上融入主流社会。文化多元主义在文化机构、文化传播机构和宗教领域中的贯彻促进了德国非典型移民社会的文化整合。

文化多元主义与联邦德国的移民教育政策

战后三次大规模的移民迁入浪潮,不仅使联邦德国出现了严重的移民融入问题,也滋生了少数德国人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为了应对移民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德国逐渐形成了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即要求保护移民文化的多样性,又强调构建以《基本法》为核心的社会共同价值标准。以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德国发展出针对移民社会的"存异求同"教育理念与政策,一方面承认当今德国多元文化并存的事实,教育学会尊重、包容异文化,学会与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谐相处,保护移民非主流文化和社会文化多样性;另一方面又引导学生认同一种社会共同价值观,倡导融入主流文化,实现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移民社会的教育理念与政策从入学要求、课程设置与标准、毕业资格考试、师资培养等方面对德国传统的学校教育构成了冲击。以"一体多元、存异求同"为主要特征的教育有利于德国构建文化多元性和谐社会的历史经验,给我们以有益启示。

多元文化、文化多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辨析——以美国为例

多元文化主义一直是欧美学界关注的重大议题。论述多元文化主义必然要涉及到另外两个与之相关联的概念:多元文化和文化多元主义。多元文化、文化多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在背景、范围、内涵和目标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学者往往混淆三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多元文化、文化多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文化多元主义的身份政治困境

一元与多元、普遍与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身份认同问题,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焦点论题。20世纪后半叶,应和世界范围内围绕文化和身份议题同质化与异质化间的紧张关系,文化多元主义主张尊重少数群体的文化权利,要求承认差异公民身份,掀起了一场针对主流普遍公民资格的思想挑战运动,凸显了当今世界对"承认政治""身份政治"话语的特别关注。然而,坚持差异公民身份的文化多元主义,始终面临特殊的差异性诉求的正当性如何证成,身份政治的实质正义能否保障,以及如何平衡差异承认与普遍共识的可能裂隙等诸多理论与实践难题。作为理解现代政治生活重要概念的身份认同,它既不固定,也非生而有之;它可以用来区分,也可以实现统一。与此相关的民族国家建构,既需要保护边缘少数群体,也需要通过达成共识的方式实现共同目标。

围绕公民身份理论的分歧及弥合的可能——兼评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文化多元主义

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公民身份理论成为西方主流政治思潮相互争论的焦点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该理论内部巨大张力。本文立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语境,探讨四种主要政治思想围绕公民身份问题的本质分歧和弥合的可能。首先,就"何种善""、何种自我"问题,比较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对公民身份问题分歧的根源;然后,探讨自由主义对其他思潮包容和妥协的可能性,诠释四种思潮影响下的公民身份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与协商民主这一实践理论相契合。

多元正义:介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主义之间——戴维·米勒的正义困境与理论辩护

戴维·米勒根据人类关系模式提出了多元社会正义理论,但遭到了全球化理论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双重挑战。全球化理论认为经济效率与社会正义之间不相容,文化多元主义则认为社群文化与正义共识之间相冲突,故他们一致否认社会正义的可能性。针对挑战,米勒作出理论辩护。一方面,他证明社会正义与全球化在经济效率上是相容的,多元文化与社会正义在理论共识上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他又试图为社会正义确立一种稳固的根基即民族性原则。然而,由于米勒过于夸大民族原则的重要性,导致自我辩护的过程中出现对待多元论的立场不够中立、正义理论太过狭隘等问题,所以他的回应是不够充分的。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主义

在当今世界体系的变动中 ,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经济和文化呈现全球化的趋势。经济和技术的巨大转变正在模糊国家间的界限 ,也在缩小民族间的差异 ,但是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造成的对立却又在加强 ,成为一个无法解脱的悖论。那些受全球经济影响的国家也将利用世界多极化趋势来重新塑造自己 ,阐明相互之间的权利和责任。虽然全球化已成为难以逆转的时代大潮 ,但种种迹象表明 ,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冲突仍会占据主要地位 ,它与文化差异纠缠在一起 ,变得更加偏执 ,也更加难以改变。

走向后现代文化多元主义:从罗思和里德看美国犹太、黑人文学的新趋向

后现代派小说是20世纪美国文学的主要体裁。它不仅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影响了美国少数民族文学,如黑人文学、犹太文学和亚裔文学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后现代主义成为促使美国少数民族文学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动力。在后现代主义的氛围之下。

自由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与公民身份问题

自由主义坚持个人权利的普遍性，认为每个个体都平等地享有天赋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相比起封建等级制度，这种普遍权利原则无疑是一大进步，它赋予了每个个体的生存以平等的价值和尊严。尽管如此，自由主义的这一原则却隐含着一些致命的弱点：在承认个体权利的同时，否定了集体权利；在宣扬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承诺中，却忽视了每个个体或集体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在给予每个个体平等自由的同时，却忽视了个体实质正义的提升。

文化多元主义全球化场景下的中国法学——《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引发的思考

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法学的理论模式受着现代化范式的影响和支配,而这根源于产生这种支配性影响的“结构性基础”的存在。“全球化场景”,作为这种结构性基础之一,同样在支配着我们的法学研究。基于邓正来主张的对“主体性中国”的诉求,选择了罗兰·罗伯森所阐述的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一种“自我的”全球化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对全球化的建构性解释将利于保持中国法学研究的自主性。在对这一框架进行分析、阐述的基础上,将对这一框架下中国法学研究如何保持自主性做一尝试性描述。

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反思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肯定文化差异的文化多元主义为大多数人所赞同，但它不是没有问题。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策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作为意识形态则很容易走到与人类文化本质相反的道路，因此必须对文化多元主义保持一种反思的态度，坚持文化的主体性原则。

文化多元主义理论视角中的新疆双语教育

从文化多元主义理论视角探讨新疆的双语教育,分析由双语教育延伸出的双语教育体系,以及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成就,希望能够对研究和分析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有所帮助。

后殖民语境中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论其文化多元主义及超越精神

在后殖民语境中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有着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和超越精神。本文通过对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主张进行比较分析,力图进一步说明在全球化浪潮中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趋向和生机。

《建筑师的学徒》:怀旧与文化多元主义

土耳其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非艾丽芙·夏法克莫属,其新作《建筑师的学徒》摈弃了她一贯擅长的多层复杂叙事方式,回归传统,用东方传奇故事的形式讲述了一人一象在16世纪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奇特经历。夏法克的创作总是游走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之间,《建筑师的学徒》也不例外,在以怀旧的形式记忆过去与表达民族性的同时,通过历史的多元文化传统和人物身份的多重性,展现了文学世界主义的魅力。

文化多元主义语境下的普遍主义——以哈贝马斯与罗尔斯为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滥觞,人们提倡文化与价值的差异、多元和特殊。哈贝马斯坚持普遍主义政治的可能,其实现依赖于公共领域中的理性沟通,在立法与行政的合法程序中寻求共识。罗尔斯提出了"正当优先于善"的命题,在人们所信仰的多元化的完备性学说的基础上,公民就政治领域诸问题达成重叠共识。这种对话的普遍主义有待建构,能为我们支离破碎的世界提供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

走向对话与融合:多元文化主义视域下的《小小小小的火》三维承认政治书写

《小小小小的火》(Little Fires Everywhere,2017)(以下简称《小小火》),是新生代华裔女作家伍绮诗(Celeste Ng)继处女作《无声告白》后的又一扛鼎力作,在当代族裔文学界掀起一股不小的波澜。该小说承继边缘人的叙事模式,运用从微观到宏观的书写技巧,将东西方文化差异景观置于多元文化融合的全球化时代政治背景下,以解构固有的二元对立模式为终极目标,祛魅西方神话,并置东西方文化。本文以泰勒的承认政治(recognition politics)理论为视阀观照,分别从身份承认、亚文化承认以及共同体承认3个维度去探索承认政治的可能性,以期发掘当今时代族裔文学书写的新范式,以及主流社会完全接纳族裔文学承认政治的可能性。

多元文化主义:引发种族冲突还是促进融合

多元文化共存是西方多数国家的现状,如何应对差异性文化也是西方多数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多元文化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其宗旨在于承认少数群体的存在及价值,并提倡通过特殊赋权对少数群体权益进行保护。在种族议题上,多元文化主义到底发挥的是引发种族冲突还是促进种族融合的作用,学术界的评价大相径庭。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不同界定是影响评价的重要因素,同时,各国国情及多元文化政策具体执行策略也是影响评价的客观因素。无论如何,结合各自国情鉴别并选择恰当的多元文化主义为指引才是较为科学的做法。

新世纪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教育政策的坚守与调整

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平衡是所有现代民族国家都需要直面的课题。多元文化主义教育政策作为应对这一课题的政策工具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得到广泛实施。然而如今主流的自由—多元文化主义取向教育政策因无法处理多元文化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而遭到了跨文化主义的攻讦。新世纪的加拿大并未如欧洲那样宣布以跨文化主义取代多元文化主义,而是选择在坚守多元文化主义目标和原则的同时,做了必要的调整。其坚守的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核,即通过尊重多样性实现平等,从而维护统一。而调整体现在吸纳跨文化主义优长,并从追求机会平等向追求结果平等的转变。加拿大坚守多元文化主义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政治成本的考量,另一方面是民众对多元文化主义教育政策的积极反馈。而之所以又进行调整,缘于加拿大各级政府都意识到构建共同价值观和文化并存社会对国家内部稳定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多元文化情况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新世纪加拿大对多元文化主义教育政策的坚守与调整虽有一些负面效果,但也促进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平等,加强了不同群体对加拿大的认同感,进而促进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