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群众体育

由于极左思想的干扰和破坏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群众体育思想遭到扭曲 ,群众体育被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成了宣传政治斗争、美化“革命形势”、鼓动个人崇拜的政治工具。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的脱产搞体育的形式 ,既妨碍了生产劳动又背离了群众自愿原则。这种表面上的群众体育“高潮”,是在社会动乱、经济衰退的局面下出现的一种畸形“兴盛”。在“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夹缝中生存的群众体育伴随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时起时伏 ,呈无序发展态势。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认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错误解读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诱因之一。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理想社会,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因之一;毛泽东错误地定性官僚主义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一般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改善“干群关系”的某些措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实践基础。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

对"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中,有几个问题一直存在各种争议。例如:当时的下放与"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关系如何?下放的主要动因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下放的理论根据何在?"青春无悔"还是岁月蹉跎?知识青年下放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影响,等等。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些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

“人民”的话语实践——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内涵流变的法理学反思

"人民"一词在东西方语境中早已有之。西方语境下的"人民"话语,与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实践密不可分,原本就具有公民、个人、国民的法律内涵。在古汉语中,"人民"原为民氓,指的是与君、臣相对而存在的平民大众。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汉语中的"人民"才具备了现代法律话语的意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精英们希望通过运用民族传统思想和价值来丰富马克思主义,通过"人民—群众"路线以克服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在"七五宪法"中将"人民"作为一个绝对的整体、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称谓,尝试通过人民权威在实践中的确立,以确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在法律领域内将人民与敌人对举、人民与整体相连的实践,使得法律语境中的"人民"脱离了个人、家庭和种族的基础,导致了法律与人民性的背离。同时,作为绝对整体的"人民"在法律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使得法律的权威难以树立,规则秩序失效,权力不断膨胀,而作为个体的人民的基本权利也就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命运和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初衷下发动的,作为其指导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被宣传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而实际上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和具有经验主义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与时代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这一时期,尽管在总体上、在指导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严重倒退,但是也有大批党员干部和群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所有这一切,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飞跃,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作了各种准备。

"文化大革命"成因的法制因素探析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出现削弱与滑坡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滑坡与"左"倾阶级斗争理论及实践形成恶性循环;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导致个人专断和人治现象的产生;党员干部法制意识淡漠则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社会基础。对此加以客观的分析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将有重大意义。

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上)

乔木同志在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在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时,都对“文化大革命”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意见。这些见解的基本方面虽然已经吸收在上述文件和著作中了,有些是以文章、讲话的形式发表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中,但是也还有大量珍贵的内容没有披露出来。本文只是就乔木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的论述作一些介绍,希望他留下的这些很有价值的思想遗产能够为广大党史工作者所了解,使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中得到教益。下面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再论“文化大革命”起因

"文化大革命"是中外罕见的长时间、大规模的特殊的政治活动。其发生原因错综复杂。既有特定时代的大气候,又是国内外、党内外诸多矛盾的蕴聚和总爆发。没有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但如果没有长期封建主义的浓重遗留和政治体制中的严重弊端,"文化大革命"也是有可能避免的。因此,我们要用辩证的方法,客观地多方面地分析认识它。

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 ,最主要的原因是 195 7年以后党内出现一种“左”倾思潮。促使这种“左”倾思潮发展到系统化与理论化的动因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国内阶级斗争的错误实践 ,二是“中苏论战”的进行。两者互相影响 ,互相促进 ,互为因果 ,促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形成 ,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文化大革命”前高校历史系的青老教师矛盾分析——兼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

“文化大革命”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但从运动本身来说最先是从校园内被发动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此前校园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的产物。“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高等学校内,人与人之间关系普遍紧张,而在教师中以青老矛盾最为突出,从而使一部分青年教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本文以“文化大革命”爆发前高校历史系为主要考察对象,以“文革小报”为主要资料,分析高校历史系教师内部青老矛盾的产生与激化过程,从而从一个角度来探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

毛泽东晚年对“三大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极力主张在中国消灭资本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并力求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晚年基于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大主义”严重认识偏差所致力追求的目标,而这些认识的偏差和这个目标的追求,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诱因

“文化大革命”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多重原因。学术界关于“文革”发生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深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发生、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国内不安定因素和部分右派分子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疯狂进攻都是促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诱因。

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是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这种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混淆了文化领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文化争论中普遍运用无限上纲的方法以及对文化战线的总体认识存在明显偏差。深刻把握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相互关系,对于全面把握毛泽东思想,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综述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挫折的一个特殊时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长期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左”倾错误,我国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弊端和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影响的总爆发。它所具有的复杂性,为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我国国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道路,提供了很多值得思索的问题。因此,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正在引起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音乐──为“文革”结束二十年而作

“文革”十年，是我国音乐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十年，留给我们的是难以愈合的创伤和难以遗忘的历史教训，但同时也是广大音乐工作者对林彪、＂四人帮＂进行抵制、斗争的，充满浩然正气的十年。在“文革”结束二十周年的今天，很有必要对中国音乐史上这一段极其奇特的、反常的和复杂的＂文革＂音乐现象作出科学的历史的分析和总结，以利于中国音乐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