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诗学胜境与衍生路径——以京口鲍氏父女为例

有清一代,以地域为标识、家族为本位的文学集群纷纷涌现,尤以江南地区蔚为大观。京口鲍氏家族“以文学世其家”,其中与主流文坛联动最为密切者,当属雍乾之际名士鲍皋及其次女鲍之蕙。鲍之蕙女承家声,呈现了江南文化家族发展中一种值得注意的特殊征象。此外,她紧随时变,转益多师,其诗作不仅呈现了江南地区独特的山水景观和人文蕴涵,还展现了江南文化家族在突破性别及观念界域之后,在衍生路径上的多种可能性。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实际上也就是文学家族。这是江南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相互作用使然,由此也充分显示出江南文化家族在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毫无疑问,在清代文学史发展中,江南文化家族的参与程度极高,从一定意义上说,江南文化家族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清代文学创作力生成的过程。因此,对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认识,将有助于理解清代江南文学作者群的成长和创作环境,也有助于理解其创作的源泉和特质。

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案与崇德吕氏文学、文化家族的衰变

浙江崇德吕留良家族是明清之际江南闻名的文化、文学之家。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文学家,早年参加抗清运动,晚年以遗民自居,拒绝与清廷合作。他以表彰朱子之学和评选时文而受到人们的高度推崇,被奉为"东海夫子",这是吕氏家族的荣耀。雍正六年九月发生的曾静反清案,牵累已故45年的吕留良并构成文字狱大案,吕氏族众遭遇惨祸,死者戮尸枭示,生者或斩或流。流放到东北的吕氏族裔由于被剥夺了读书仕进、求取功名的资格,只得通过行医、经商等途径维持生计,这是吕氏文学、文化家族的大不幸。不过,吕氏家族是书香门第,不乏博学多才之士,他们与其他流人文士一道传播先进文化,为改变东北地区文化落后面貌、推动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清文化家族生成机制析论——以嘉兴为例

明清时期,嘉兴府以其突出的科举成就及文化家族数量在江南文化圈占据了重要地位,其文化家族的家学传承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和家族化色彩。以文化地理学及家族学为主要视点,对嘉兴境内的文化家族进行梳理,从地理生态环境、经济生态、文化积淀、宗法观念与精神传承、对家族女性的培养与望族联姻、母教课子六个方面分析形成众多文化家族的原因,以展示明清时期嘉兴地域文学的特点及流传机制,并揭示家族对文化聚集的作用。

宋代越地的文化家族——以明州鄞县史氏和越州山阴陆氏为中心

宋代是继魏晋以来越地家族文化兴盛的第二个密集期。以史浩代表的鄞县史氏家族和陆游为代表的山阴陆氏家族的崛起和发展,最典型地体现了宋代文化家族不同于六朝的文化家族诸多的特点。他们崛起于寒门,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或在政坛上有所建树,或在文坛上声名卓著。与六朝文化家族相比,呈现出进士起家和秉持耕读传家的传统、注重家学和诗书传家的特点。鄞县史氏属于科举、仕宦型家族,重要的建树在政治上,学术文化是这个家族的起点和归属。而山阴陆氏则属于科举、学术型家族,主要重要的建树在学术文化上,仕宦仅仅是其安身立命的手段。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为越地的文化家族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更直接更有利的机遇。这两个家族虽然起于北宋,但辉煌期都是在宋室迁南建都临安后,这与彼时越地已成为京畿之地,得天时地利人和不无关系。

韩国《多文化家族支援法》的立法背景及问题研究

国际化使世界性的人口流动成为了必然的发展趋势。一直强调和主张"单一民族"的韩国也已面临多文化社会的形成。如何接受多文化社会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和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变化,如何解决多文化法律和政策方面出现的问题,都将对韩国的社会安定及国际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

清代桐城文化家族的姻娅网络及其文化特征——以麻溪姚氏为中心

清代麻溪姚氏是桐城著名的文化世家,其姻娅网络是当地望族婚姻形态的典型代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特色。从缔姻对象看,姚家主要是与桐城境内外的著姓望族结亲;从婚姻形态看,以中表婚为主,且多累世婚姻甚至连环婚姻;从文化功能看,姚家与联姻家族之间交相师友,文艺交流频繁,共同推动了地域文化的发展。概言之,姚氏的联姻行为,不仅对桐城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有促进作用,也对桐城派文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论文化家族对我国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

家庭教育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中国从古代社会以来,历来重视家族制度与家族传承。一个大家族能够世代相袭、发扬光大的根本就在于家族精神的传承。家族精神是一种极具智慧的信念,是一个家族的核心凝聚力。文化家族在传承文明、文化和学问的同时,也传承着每个家庭独特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文章通过介绍古今中外书香世家传承宝贵的家庭教育精神、成功地培养杰出后代的案例,启示现代家庭教育要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世家,树立正确的家教观念,采用正确的家教原则和方法,培养优秀卓绝的后代,让每一个家族能长久地延续下去。

论清代两浙文化家族地理分布的形成

"两浙"为浙东、浙西的合称,是因江而形成的兼容自然地理和历史意涵的空间概念。从秦汉至唐宋,政区意义上的浙西、浙东时有分合,直至明清,"两浙"行政空间才固定不变。清代两浙辖领十一府:浙西三府,浙东八府。清代文化家族在两浙的分布并不平衡。浙西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与浙东宁波府、绍兴府,是清代两浙文化家族分布的密集区、家族联姻的高频区,亦是家族文人文学活动的活跃区。五府之中,浙西联姻文化家族又相对偏胜。这种分布格局的形成,与两浙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关联,五府地域环境对家族文化特质形成具有直接影响。

明清青岛地区文化家族述论

明中叶后,随着胶东地区的开发和经济的繁荣,青岛地区的文化教育逐步发展,文化人口众多,至清代已成为经济文化教育的发达之地。新兴的文化家族也大量涌现,主要集中在即墨、胶州两地,较早的有平度官氏、即墨蓝氏、杨氏、黄氏等,兴起于明中叶,一直绵延至清代。明末清初兴起的文化世家有诸城丁氏、即墨周氏、胶州高氏、法氏等,清前期出现了即墨郭氏,清后期出现了胶州柯氏等。诸世家重视教育,诗书传家、积学力行,在政治、文学、书画、史学等领域留下了大量著述,对当地的文化与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青岛地区文化的兴盛和发达。

论清代吴地文化家族的家集编纂

清代吴地文化家族家集编纂活动空前繁荣,家集数量众多、规模较大,其体例也较为通达,校勘具有一定的质量。编纂者们在家集中所投入的情感,体现出家族文化的追求。透过它们,我们不但可以了解清代吴地文化家族诗文、学术活动的众多成果,了解家族精神文化的生动面貌,对了解文化家族世泽绵延的重要内在原因,以及古代文学、学术发展的实际规模和程度,也有重要的意义。

从常熟庞氏看文化家族与区域社会互动

明清时期的常熟庞氏家族在科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在文化领域的实践创造、家族生活的自治保障、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与区域社会的双向互动,根源于"士"阶层的文化责任自觉和特定的区域环境和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庞氏家族在坚守家族本位以及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社会的变迁。

明清山东淄川高氏文化家族钩沉

明清时期的淄川高氏乃鲁中名门望族。诗书传家,人才辈出,功绩卓著,尤其是在明万历至清康熙的100年间,科甲相继,群英鹊起,声势显赫。代表人物有高举、高誉、高玮、高珩、高玶、高琭、高之騊、高之騱等,皆方正仁义、博学善文;高氏与附近的新城王氏、窎桥王氏、淄川张氏等望族及乡宦多有联姻,与文化名士王士禛、冯溥、孙廷铨、赵执信、蒲松龄、唐梦赉、张笃庆等交谊笃厚。淄川高氏还是有名的文学世家,高玮、高珩、高之騊、高之騱等皆善诗,享誉一时。

明清江南文化家族结社论略——以苏、松、常、镇四府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文人结社风气浓厚,江南更是文人结社的核心地区。作为江南文学群体的主要构成者——文化家族,在结社的大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丰富了社团的形式,既有一门风雅的同姓社团,也有以某一家族首倡而形成的社团,更多的则是多个家族共同参与的社团。文化家族结社,不仅使得江南的社事活动如火如荼,也使得文人结社具有了参社成员亲缘化、结社风气传承化以及社团文化家族化的特点。江南文化家族参与结社活动,既促进了江南社事规模化的发展,也拓展了家族的交游,彰显门第风雅,并且繁荣了江南的文学活动,提升了江南文人社团的文学品位。

清代文化家族与桐城派的演进

众多文化家族的存在,是桐城派演变进程中一个别具意义的重要文化现象。从地理空间来看,桐城派家族的区域分布呈现出东南多、西北少的总体特征,这也反映出桐城派传衍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这些家族之间往往相互联姻,由此构建起的婚姻网络有力助推了桐城派的壮大。这些家族之间还存在家学交流和融汇的现象,这也有力推动了桐城派学术的不断向前发展。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文化家族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形态,依托于他们的桐城派自身也在新陈代谢之中,并逐步向现代转型。总之,桐城派在两百余年的演变进程中,深深地烙上了家族化的色印,呈现出独特的传衍机制。

《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

内容简介：本书旨在通过梳理吴兴钱家的家族史，以历史学的叙述考订为基础，尝试以社会学的分析来解读近代的学术文化家族现象。通过对众多家族人物生平史迹的考订、知识结构的分析、思想和精神世界的重建、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的梳理、代际关系的比照、家族女性角色思想变迁的探求，力图对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行为选择、代际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现象的内涵和机制进行揭示和阐释，在个案基础上把握学术文化家族的近代变迁。作者认为，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变迁是断裂和传承并行的过程。社会知识结构和体系由一体化知识向学科化知识转化，知识分类与社会职业分工越来越细化，规定了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走向。

余姚虞氏:绵延五百年的江东文化家族

相传，舜受尧的禅让而称王，国号为“虞”，称“虞舜”，虞舜就是虞姓的始祖。这是有关虞氏最古老的传说之一。

家族文化、社会使命与家族企业社会创业坚持

采用探索性纵向案例研究法,基于意义赋予理论探讨了家族文化促进家族企业社会创业坚持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1)特定家族文化意涵是支撑家族企业社会创业坚持的主要动力;(2)家族企业社会创业坚持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独特意涵的家族文化建构阶段、企业社会使命建构阶段、企业社会使命渗透阶段;(3)儒家家族伦理观和价值观的普遍性、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追求和家族文化独特意涵引领是上述过程发生的驱动机制;(4)三个阶段得以逐步发展的微观机制在于:家族管理者分别采用了情感型、分析型、沉浸型的意义赋予策略,塑造了家族成员的家族创业倾向、企业决策者的社会创业倾向和员工的社会创业倾向。研究挖掘出家族文化促进社会创业坚持的价值和发挥该价值的管理策略,可为更多企业实现社会创业坚持提供行动参考.

清代四川文化家族传承巴蜀文化贡献论略

清代四川的文化家族对巴蜀文化的发扬、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振兴戏曲,发展川剧,推动民间曲艺创作;编纂历代蜀诗总集、别集、丛书,整理巴蜀前贤的著作,萃集巴蜀文化成果,出现了《蜀雅》《国朝全蜀诗钞》《函海》等重要的著作;创立书院,重视教育,传播文化,培养人才,使得清代四川书院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成立诗社,文学创作展现新面貌,谱写了清代四川文学新篇章。无论是入蜀的外籍文学世家,还是本土文化家族,在传承巴蜀文化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论方学渐对王学的修正及其对桐城方氏家族文化的影响

晚明王学末流将王阳明“心体无善恶之说”导向两个路径:一是与释氏空观合流,使士人摆落世事,消解入世热情;二是很多士人将该学说,作为纵情肆欲、不讲是非道德之借口。方学渐学术思想总体是心学立场,但他又是王学修正派。他坚持心体至善说,反对王阳明、王畿“无善无恶心之体”说,其目的是为了纯正社会风俗,维护儒家礼教。他不轻言本体,主张上达即在下学之中,推崇庸德庸言之践履,是王门中的务实派。他主张以道问学辅助尊德性,对王学末流之反知主义是一个纠正。这些思想特点,对桐城方氏族人推尊忠孝节义、重视知识教育都有很大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家族风气,成为后世方氏族人立身和写作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