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市民社会与“文化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产生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作为舶来品,"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影响着德国。德国的知识分子结合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特点赋予了"市民社会"以文化的意蕴,使德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单纯的经济意蕴,而使"市民社会"具有了"德国特色"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马克思更进一步发展了德语语境的"市民社会",使市民社会含义既有文明意识,又有文化意识。

德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

市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区域,德语中的市民社会与英语世界的市民社会概念涵义存在着歧义,并非完全同一。相对于德语语境来说,发端于英法等国的市民社会概念是携带着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的,而德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还存在着历史文化意识在其中。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是附着在国家之中的,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与德国文化意识的统一体。

西方激进型协商民主的理论前提批判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多元、论争的,从其缘起的概念及其演化、语境和所关注的社会问题来看,可分离出三种路径:其一是基于传统自由主义的理念为代议制政府体制的辩护,其二是新政治自由主义所设定的公共理性规则,其三是话语民主理论的协商民主。形成较大影响并引领协商民主研究趋势的是话语民主理论,对中国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应当注意的是:话语民主的理论前提是“文化市民社会”,其性质是左翼自由主义的激进型协商民主。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原理上,揭示文化市民社会的局限性、非现实性,对辨识其意识形态战略的“普世主义”实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