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农民心理文化惯习探析

文章以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中国农民身心图式中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日常习俗等心理文化因素展开哲学探寻,具体分析我国农民文化惯习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构建现代化农民心理文化惯习的途径与措施。

社会翻译学视阈下英汉自译惯习研究——以熊式一《天桥》汉语自译本为例

从布尔迪厄社会翻译学理论入手,分析熊式一的《天桥》汉自译本中译者行为痕迹,从文化专有项明晰化、人物塑造明晰化、叙事空间明晰化和家国情怀明晰化等角度,探讨译者社会经历中所积攒双重文化惯习与自译过程中译创机制,阐明自译中译者翻译惯习和译者创作惯习之间的交互关系,并厘清自译惯习、场域和资本与译者自译行为的实践逻辑关系,为今后的自译研究提供一定的文本参照。

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机制分析

利用全国性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机制,即家庭中的文化资本如何影响青少年学业表现。结果表明:具体化文化资本直接促进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制度化文化资本和客观化文化资本通过促进具体化文化资本的累计间接促进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因此,制度化的学历文凭、客观化的文化物品都需要内化为文化惯习后才能对青少年的学业表现产生影响。

公共文化场域变迁与文化资本博弈探析——以民初北京旗人知识分子群体为中心

民初转型时期的公共文化场域中有一个常常被学界忽视的人文群体——北京旗人(满族)知识分子,他们大多以市民的身份进入文化场域并参与文化资本的话语博弈。虽然他们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政治理念等不尽相同,但其共同之处在于以市民阶层的视角来诠释社会转型场景和普通旗人的生存境遇。他们通过自身的文化认同与生存经验建构出一个在场的民间公共文化场,形成了市民话语传播方式,他们创作的作品与撰写的文章有着共同的理念和基本表征,即作品具有现实警醒的社会教化功能,特别是以满族立场对本族群弊端的省思,对旗人在民初时期真实地面对自身问题、融入"满汉一体"框架,并投身于复兴"中华民族"的潮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时评文章聚焦于对转型时政的批评,同时也普遍关注旗人市民的生存境遇,从而建构出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北京地域现实主义风格的大写意。

儿童提问的消逝——基于教育文化的社会学分析

儿童提问具有创造性,创造是儿童生命深处的涌动,提问是生命革新与发展的源泉,儿童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最原始和最重要的问题。但当前教育只是寻求知识的确认,却忽视了儿童提问的价值,忽视了儿童的文化特征和精神的存在。教育如果离开了儿童的提问,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该文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层面剖析文化惯习对儿童提问的影响。

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随着教师专业化进程的推进,高职院校师资队伍日益受到关注,在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师资问题成为制约高职教育快速、健康发展的＂瓶颈＂,最突出表现为＂双师型＂师资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难题,首先要弄清楚高职师资队伍的主要来源,以及培养高职师资队伍的教师教育课程架构等问题。＂德上艺下＂的文化惯习和工具性价值取向、＂学术性＂和＂实践性＂处理失当是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

“空间生产”视野下的农村居住空间变迁研究——以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堂八村为例

将致力于城市空间反思的"空间生产"理论运用到农村空间中去。在全球性政治经济发展脉络中,农村经受着不亚于城市的剧烈空间变迁。从"空间生产"视角剖析这场剧烈空间变迁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与话语博弈。与城市"空间生产"不同,文化惯习在农村居住空间结构转变中成为一支重要的内部牵制力量。

“苦与不苦”:民族地区搬迁移民的生活体验研究

民族地区搬迁移民的话语诉说具有动态且复杂的生成脉络。研究基于云南省苗村的调研,运用“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惯习”这一整合性分析框架,对移民“苦”与“不苦”的话语诉说展开分析,以期呈现并理解移民的生活体验。研究发现,苦的诉说源于族群惯习与制度规范脱嵌状态下,自身能力和收入不足,移民难以践行恪守良知和“过好日子”的文化要求。在道德情感推动和多元主体帮扶下,移民提升其行动能力并满足自身需求,由此产生不苦的诉说。苦到不苦的话语转换扎根于移民从贫困到脱贫的过程中,预示着移民韧性的提升。

社区教育激发乡村文化振兴内生动力的路径探析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文化场域是乡村文化产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空间,传统乡村文化场域的消解导致乡村文化内生动力的缺失是当前乡村文化振兴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以场域理论为分析框架,将乡村文化场域分为文化参与场域、文化空间场域和文化惯习场域。社区教育因其社区性、民主性和现代性特点,有助于重构乡村文化场域,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社区教育重构乡村文化场域的路径可分为融入乡村社区、扩大乡村文化参与群体、激活乡村文化公共空间、发掘和创新乡土特色文化四个方面。可以通过农村社区教育传播在地化知识,凝聚社区共识,重塑村民精神世界,增强其文化自觉和自信,进而激发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

文化人类学视域下民族村寨人居环境改善的实践与思考——以贵州省米落坡村为例

贵州作为以18个世居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省份,"小聚居、大杂居"的居住格局和民族文化多样性格局已潜然生成。当下正值贵州推进民族村寨环境改善工作攻坚期,这客观上打破了乡村原有的文化惯习,并致使当地群众产生一定的心理抵触情绪,基层政府部门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主体,在推进民族村寨人居环境改善工作过程中必然遇到一定的阻力。本文以贵州的一个民族村寨作为研究对象和分析案例,试图对贵州民族村寨的人居环境改善实践工作中存在问题和原因进行分析,并对其未来发展实践路径提出策略性思考,进而确保贵州民族村寨在时代变革中既保有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和生命力。

北美高校华裔学者的母国文化情结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布迪厄文化社会学视阈探讨北美高校从事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华裔学者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影响。研究发现,华裔学者根深蒂固的母国文化情结可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在海外的正向传播,促使其在教学中倾向于选择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学作品作为教材,或通过英译选集类教材的编(译)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华裔学者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中表现出来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母国文化情结源自其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惯习。

我的学术归去来

一、小引研究人类学需服从学科属性。那么,人类学的学科属性是什么?我总结为“归去来”。我曾在主编的“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丛书”①总序中这样表述(引时有删减):田野作业(field work)是人类学的“商标”。以今天的眼光看,没有田野,便根除了人类学这一学科。人类学对这一商标的确认曾经历过一个历史性认知过程,无论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所开创的田野范式是否构成对“太师椅式”的“问责”,这些学理问题在人类学界的讨论已经很多,此不累赘。“田野”首先是一个异乡地理空间和人文空间的完整实体,民族志者只有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文化惯习场域,才谈得上对“异文化”(othercul-ture)的观察、认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