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所见丁玲软禁之文化政治语境与相关人物

开放不久的《蒋介石日记》是理解中国现代文化、历史的重要史料。从《蒋介石日记》,可以看到1933年前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政治语境之变迁,蒋介石如何调整其组织、影响青年人的政治运作方式。读《蒋介石日记》,可以提出一些前人不易谈论的话题,了解与丁玲软禁相关的人物,如徐恩曾、张道藩、张冲、蔡元培等,且可更直接了解蒋介石本人,包括他的文化素养和思想倾向。本文通过对《蒋介石日记》及相关史料的解读,显示出丁玲软禁的语境,提供学界较少人见到的一些史料,对理解丁玲本人亦有助益。

政治文化语境中体校的嬗变

本文主要探讨体校在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地位、功效、生存方式的变迁,提出举国体制是我国体校迅速发展的有力保证,顺应时代、适时改革是体校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多元化培养模式是体校发展的新路子。

怀念路翎——一位文学的殉道者——论4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下路翎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路翎作为七月派重要的小说创作成员，追求创作主体对创作对象深入把握的主观战斗精神。将笔触深入到人的精神和心灵世界中去，创作出一系列颇具独创性的现实主义作品。路翎从事创作的40年代是政治位居社会中心地位。政治话语代替一切话语的时代。路翎文学创作的独创性是以与主流文学疏离为代价的。这代价是惨重的，直接导致了后来路翎的悲剧命运和对其艺术生命的残酷扼杀。文章意从路翎创作的现实主义成就与4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的分析人手，重现路翎当日独特、深远的艺术理想和执著的艺术追求。

政治激情与30年代文学创作

源于1930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的作家的政治激情,导致了人们对文学审美的特殊的偏颇性的理解,导致了广大读者对文学的特殊接受和偏颇性的审美预期,也导致了作家对文学审美的特殊的偏颇性的选择。在一个“非常态”的政治语境下,要在文学中追求“常态”的表达,不仅难以做到,即使做到了,这样的作品也许很难获得最广大的读者。从政治文化心理支配下的文学表达这一独特的角度,可以使我们对30年代中国文学的审美风貌的形成根源,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论“建国30年文学”的一体化特征

从话语资源、支配性力量和评价法则三个方面论述了建国30年文学的政治文化语境,认为高度一体化是其本质特征。"文革"时期的文化与文学,是建国17年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的继续发展。

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舞蹈的创作环境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舞蹈充满了创新精神,从重内容转向对形式的开拓与实验,从重感情转向对理念因素的关切,从重传统转向立足现实的大胆开创。从政治文化语境、人文空间、思想意识三方面来梳理和总结这一时期舞蹈的创作环境,对中国舞蹈的复苏繁荣具有启示作用。

面向青年受众的主旋律电影创作--以《1921》和《革命者》为例

主旋律电影是在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下,国家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所采取的一种更加主动更具主导性的话语方式。青年群体是当下的主旋律电影主要受众。《1921》和《革命者》避免了“脸谱化”及“口号式”的人物形象,而是通过勾勒描绘有血有肉,有真情实感的人物形象与年轻观众达到“共情”。

再造传统:夏济安20世纪50年代诗论与文化政治

对于夏济安的定位,既往研究主要依凭他对利维斯“伟大传统”的伸张及英美新批评方法的运用,将其视为“人文主义”或“自由人文主义脉流”①,强调他的纯文学倾向对20世纪50年代台湾文学极端政治化的反拨。但实际上,夏济安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所区别,应被归为文化保守主义一派②,并且他当时也自觉地与自由主义派别保持距离③。另一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台湾威权体制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文学与政治无法完全脱离关系,所谓“纯文学”、“纯学术”是不存在的。

聂鲁达的“诗人形象”在中国——从“政治诗人”、“爱情歌者”到“传奇诗人”

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 1904—1973)是拉美文学史上继现代主义之后崛起的又一高峰。由于"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聂鲁达于197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西方正典》中哈罗德·布鲁姆将聂鲁达与博尔赫斯、佩索阿作为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经典的代表人物,称他们为"西葡语系的惠特曼"。

精神共同体视阈下西安易俗社创立略论

百年西安易俗社是中国秦腔乃至中国戏曲的“活化石”。历经20世纪中国复杂多元的政治文化语境,易俗社生成与积淀的秦腔艺术生产经验具有重要的戏曲史论价值。中国文人素有结社的传统,通常呈现为家族吟咏、师友传承、地缘纽带、报刊纽结和官员同僚等组织类型(1)。作为民国时期陕西地方知识分子以秦腔名义的“结社”,西安易俗社很大程度上承载了陕西社会各界精英“启迪民智,移风易俗”的集体理想。

周立波乡土写作与当下文学

周立波的乡土写作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乡村形态的不乏力度的表达。它与当下文学的密切关联及其所显示的价值和启迪意义,可从为我们留下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财富、昭示文学的入世精神、彰显文学的善美品格及探寻新田园诗般的大地家园等方面加以论析,他的写作仍萦绕和牵动着后辈作家的文学视野。

“灰”、“红”之辨:一份左翼杂志的战斗诗学——以《北斗》的诗歌栏目为考察中心

一作为一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北斗》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为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北斗》于1931年秋艰难创刊。自该年9月20日第一卷第一期开始到次年7月20日出版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止,《北斗》最终定格为一份发行了两卷七册共八期的文学杂志。换言之,《北斗》也是一份"短命"的杂志。

主持人语

20世纪的汉语诗歌曾在三四十年代的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短暂呈现出关涉城市抒写的景象,但是由于诸多繁复的时代原因,这些关于城市的现代诗歌写作在此后中国当代的过于显豁和畸形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呈现为对城市的单一视镜的颂歌形态的意识形态呈现。这些颂体调性的城市诗写作仍更大程度上呈现了一种农民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庸俗化观照,过于窄化的主题性写作使得这些城市诗浮泛无比。而1980年代以来随着先锋诗歌的涌现,以及对新兴城市文化的时代趋向,更多的年轻诗人对城市地形学和精神地理予以了既富有时代性又具有诗学价值的双重呈现。当然这一时期的城市抒写是多层次性的,甚至差异很大。而这些多层次性和差异性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