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内卷化”与国家建设的悖论——从“文化权力网络”的理论逻辑出发

所谓"政权扩张的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无法转化为更高形态的现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权内卷化往往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陷阱"。本文认为,从"文化权力网络"的逻辑出发,关键在于给予民众民主权利,通过民主,至少是部分的民主自治来解决地方政权经纪化的问题。但对于绝大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在完成国家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往往要作出艰难的权衡,如何迈出这一步,不仅对学者是一种考验,同样也考验着执政者。

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治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

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发生了从传统的"差序格局-伦理本位"到当下的"圈层格局-核心家庭本位"、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等转变。乡村结构表现为利益网络格局,而非简单的文化网络格局。乡村权力结构发生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的转型。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转型促使乡村治理的转型,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基础利益网络化。

税费时代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变迁:1949-200

乡村税收曾是国家权力下乡的主要动因,而乡村和谐则是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自新中国成立至2005年的税费时代,国家权力逐步下沉于乡村社会,与乡村社会内生的文化网络产生了博弈。期间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几经变迁,却依然是治理乡村不可漠视的重要价值符号。

从西敏司《甜与权力》看世界体系的权力文化网络

聚焦于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西敏司《甜与权力》以糖为刻画对象,将糖的生产、糖的消费、自然性与社会性、权利的规约与意义的制造纳入到纵向的历史叙事结构中,勾勒出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之商品的过程,并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密切联系,从而建构出同世界贸易体系并行的权利文化网络。

回族农村的“权力文化网络”——云南沙甸和谐社会的政治人类学研究

根据美国社会学学者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分析模式,当前对云南沙甸这一典型回族农村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权力结构及其功能进行个案研究,是政治人类学的重要课题,在云南少数民族社区中具有典型意义,体现出村寨政治、经济和宗教三方代表的权力主体在共谋互存以及发展中的结构关系。

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下的新乡贤返乡困境及对策——基于H省G村的调查和实验

借用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视角,结合H省G村的调查和实验,分析和解释新乡贤返乡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文章认为,社会背景影响及新乡贤返乡引发的乡村文化网络中,旧象征符号的弱化及异化,新象征符号的产生及扩张,造成了权力失衡的状况,即:乡村文化网络权威多元化、权力博弈以及原子化乡村受权威影响的不确定性。文章借用G村的乡村建设实验提出了文化、政治、经济三方面的对策:"再解释"文化象征符号、"合法化"新乡贤身份、培养集体经济主体。以期为新乡贤融入乡村建设,重塑乡村文化网络提供建议。

国外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建设的经验及借鉴

权力文化网络是乡村社会的一种内生性的政治文化力量,它是维护整个乡村地区稳定与发展、防止外来侵袭以及保护文化传统与权威的隐含力量。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国家均依托其原生文化理路,构建出各具特色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模式,作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具象场域。总结和借鉴各国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发展经验,有助于拓展我国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和建设的视野,促进乡村社会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幸福宏图的早日实现。

权力的文化网络现象的当代体现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出现在华北地区乡村治理中的权力文化网络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治理中"重现",这一现象的出现源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社会自治组织的不完善和自治职能发挥的不充分等。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当代社会治理中具有新的特征和意义,在短时期内有发展的趋势。但权力的文化网络并非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高度注意其负面功能,最终需要建立国家和社会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权力的文化网络”视阈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问题探析——基于四川省阿坝州羌寨J村的个案考察

四川省阿坝州羌寨J村的"文化网络"主要由宗教信仰、家族势力、乡村精英和村规民约构成,它们分别发挥着凝聚村落的向心力、维系村落的政治格局、执掌村落的权威资源和规范村落的礼俗习惯的治理功能。但同时也存在着家族势力对村庄政治的过度干预、精英民主对村民民主的强势挤压、礼俗规范对法治秩序的一定消解等现实障碍。究其原因,源于家族"在场"背景下追逐私利的利益驱动、村委会过度行政化与村民民主诉求的现实矛盾、民族多样性与法治认同的艰难耦合。文章基于对J村"权力的文化网络"现实状况的考察,提出了不断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的若干对策建议。

权力的文化网络与现代国家的成长——以杜赞奇的解说为切入点

现代国家(modernnation—state)是广大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指向。社会转型时期,如何通过"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构建现代国家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东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本文以杜赞奇的解说为观察点,通过对"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诠释"国家政权建设"新范式的分析,试图把握当代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些许条件。

“熬茶”:构建清王朝治理边疆的权力文化网络

熬茶是清朝统治时期,发生于西藏地方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它与宗教、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清王朝利用熬茶维持和巩固对西藏地方和蒙古诸部等边疆区域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于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四个维度的权力文化网络中。1840年后,尤其进入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晚清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熬茶形成的权力文化网络无法避免传统的边疆治理方式而走向坍塌。

论新桂系统治广西时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在广西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使广西乡村形成了新的权力文化网络,冲击了广西乡村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概念述略

"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乡村研究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分析工具,它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他的成名作《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提出,后逐渐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它指的是由乡村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的一个网络,是权力形成与施展的基础。

乡村文化网络、权力消解与乡村治理--基于农村两工制度底层实践的调查

农村税费改革前,两工制度是为解决后集体化时期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维护的劳动力供给问题而创制。这种计划式、指令性的劳动力利用制度,与市场经济催生的农民自由和权利相违背。农民选择"弱者的武器"消极怠工,以农村人情活动来消解村干部的监管权力。农民在面对不符合其利益的制度时会选择依靠传统文化网络,自下而上地来消解村干部权力,其行动逻辑是道义与理性的结合,以低成本实现对制度的抗争。

后税费时代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选择与发展研究(上)

如何理解并成功治理乡村?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课题。"权力文化网络"是诸多分析范式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一种。后税费时代,乡村"权力文化网络"仍具有重要的治理效能:其一,它是维系乡村内在平衡的参照坐标;其二,它是乡村民众维护利益的重要依托;其三,它是国家创新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建构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型"权力文化网络"极具价值。

后税费时代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选择与发展研究(下)

后税费时代,"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乡村社会的重要政治文化力量,是乡村善治的重要依托。选择并发展"乡村权力文化网络"时,市场、宗族、宗教等因子是构建基础,新关系与新媒体等因子是构建助力,开放性与动态性等特性是发展保障。

后税费时代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系统稳定性影响因子的权重分析

乡村"权力文化网络"是个由众多因子组成的动态系统。论文基于南方6省典型县市的560户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因子分析法影响对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系统稳定性的7个评价指标——年龄、家庭类型、宗族运作传统、是否信教、集市个数、当地水利设施使用频率、村民人际合作特色、现代信息传媒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依据其对于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系统稳定性的影响进行排序,再将评价所得的指标得分统一处理后作为最后评价指标的权重值。研究显示:主因子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宗族运作传统、家庭类型及人际合作特色特征、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及外界环境特征;评价指标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宗族运作传统、是否信教、家庭类型、村民人际合作特色、年龄、集市个数、现代信息传媒影响程度和当地水利设施使用频率。

“权力”的文化网络：乡村社会“经纪”的发展和演变

“经纪”本意指买卖双方的中间人、代理人、中介入，在促成交易之后以收取一定的佣金为生。当经纪进入国家政权建设的政治领域时，它就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和功能。杜赞奇在《文化、权力和国家》一书中运用“权力文化网络”“国家经纪”的概念对中国20世纪前半叶的乡村权力斗争做出了透彻、深刻地分析，但在经历了国家治理变迁，乡村社会结构和形态发生了巨大变迁之后，“国家经纪”的概念还是否适合于分析中国乡村的现实状况？文章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并考察经历了国家政权建设的中国乡村社会的“经纪”的发展和演变。以既有学术概念解释和分析新时期现实的政治问题，探求和实践政治学文化研究的方法。

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看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

聚焦于清末国家政权的建设,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分析模型,提出其概念,同时通过政治网络、经济网络、宗教网络、人际关系网络来分析乡村社会的权力生成过程,龙王祭祀仪式和封建国家对关羽的加封则表明权力文化网络的功能在于沟通中央与地方,构建稳定的内外秩序,对于乡村治理中构建“治理性团结”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下沉与应对: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述评

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为透视国家权力何以下沉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解释平台,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资源成为国家政权建设时期权力下沉的重要通道,但对国家政权为何要借用乡村文化网络资源的说明则显单薄,村落在应对国家权力扩张中的状态与举措又缺乏足够交代,从而使其研究难以呈现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