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体书店空间的文化治理性

本文将福柯的治理性理论和托尼本尼特的文化治理性理论应用于实体书店空间的文化治理实践分析中,探讨实体书店空间的文化治理性及其治理效果,对于扶持实体书店发展、促进城市文化市场繁荣、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博物馆空间的文化治理性及其治理能力提升策略

博物馆空间收藏着众多优秀的文化遗产和艺术展品,具有文化展演、教育、审美和活态文化实践再现等治理功能。当下,博物馆已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域的文化地标,成为展示城市文化、区域文明的重要场所。博物馆空间通过收藏和展览,以及空间设计和一系列技术装置,为大众提供接近文化艺术的机会和体验,并借此对大众言行进行"监督"和"规训",让受众对自身的行为方式进行自我监督、自我治理,以促进其文化知识素养,养成良好行为习惯,达到文化治理的效果。为此,基于托尼·本尼特的博物馆治理理论,文章分析了博物馆空间的文化治理性;同时,参照现代"多中心治理"理论,探讨多元治理主体--政府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参观受众等主体在博物馆文化空间治理实践中的主体性作用与治理策略,以提升博物馆空间的文化治理能力。

文化整合性治理:一种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新愿景

不管是传统的政治统治,还是行政与政治的分离,抑或是技术工具治理以及硬规则的法律制度,都存在着多重治理悖论而导致的治理失败问题。“文化整合性治理”是对共识性社会问题或者政策问题解决的新思考,其并非仅仅指对文化自身的治理。文化整合性治理以治理文化倡议为引领,着眼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资源的多重整合和多元融合,塑造社会文化价值观,力求在公共治理过程中寻求各种资源的最佳配置机制。文化整合性治理的构建可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多元主体平等有效互动,化解公共事务的“碎片化”问题;二是政府责任明确,处理好社会自由与市场规制的关系;三是传播“环保正义观”,形成可持续的建设性对话机制;四是营造“环保文化共同体”,使社会责任成为一种文化自觉。

家风文化形塑与地方性文化治理——孟子后裔古村落空间治理文化考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与儒学文化研究的现实性关注日益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以邹鲁文化空间西山头村为田野考察对象,展现了一个以孟子文化遗产空间为载体,以家风文化形塑为线索,以儒家经学大义为文脉传承的地方性文化治理的历史空间个案,以及这一案例的参考价值与现实意义。提出"回灌工程"这一理念,即把村庄自身在历史传承中的治理文化肌理以"古为今用"的方式再创新性地"回灌"到村庄的治理系统中,把治理文化的基因重新注入村民中,最终达成一种文化共识,形成一种文化自律,从而对现有村民自治制度从文化上予以丰满、予以完善。

大学文化治理:大学治理范式转型的重要路径

大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大学也是特别需要文化治理的现代组织,大学治理范式转型需要开展大学文化治理的有益尝试。当前,学界关于大学文化治理的内涵与机理阐释不清,且存在对象论与工具论之争,这影响了大学文化治理的推进和践行。研究阐明了大学文化治理的逻辑前提,揭示了大学文化治理的本质,论证了大学文化治理的机制和载体,明确了大学文化治理的可行策略,对于推进大学治理范式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理解“文化治理”:理论渊源与概念流变

在"文化治理"日益成为时新学术概念的当下,"文化治理"这一术语仍是一个需要辨明的概念。从理论渊源来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的"治理性"概念、本尼特的"文化的治理性"思想等理论和思想对文化治理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概念的流变来看,在中文世界,台湾地区率先"发明"和理论化"文化治理"概念,并在争论中推动了对"文化治理"概念的理解与运用。大陆学界"文化治理"概念的兴起,既是对既有学术脉络的延续,也受到了政策话语的极大推动。对"文化治理"概念的理解,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把握。"文化治理",作为一种集理念、制度、机制和技术于一体的治理形式与治理领域,它既涉及文化功能的重新发掘,又涉及文化组织方式的革新,还涉及个体文化能动性的彰显。

实践精神和文化批判的耦合——当代文化研究领军人物托尼·本尼特学术研究综述

在英语世界,托尼·本尼特被视为是继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之后,当代文化研究学界的重要领军人物。托尼·本尼特在1980年代提出"转向葛兰西",与霍尔联袂实现了大众文化研究的疆域开拓和范式转化,开创了区别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模式而是肯定大众文化抵抗功能的"新葛兰西派"。同时,托尼·本尼特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支柱力量,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注重文化制度、文化机构、文化代理人等物质性实践力量。独具特色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和美国文化研究组成了"3A"轴心文化研究共同体,引起世界文化研究领域的关注。

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

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人类财富的增长方式,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文化产业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实现方式。于是,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和全球化治理的层面上便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工业论",转而成为用以克服和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中国在经历了政治治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治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正在走向文化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困境,建构国家文化治理,成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和新维度。国家文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完善国家治理,是以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