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叙事与文化深描——关于徽州艺术研究路径的思考

对于徽州艺术的研究,应当以格尔兹所倡导的"文化深描"理论为指引,村落叙事为主线,个体叙事为适当补充,更为丰富立体地呈现徽州艺术的复杂样态、阐释其文化内涵与艺术特质,弥补传统研究路径中宏大叙事的空疏化以及宗族叙事的窄狭化倾向。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生新闻中的建构——基于文化深描的视角

本文引入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深描方法,试图将民生新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起来,以民生新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为基点,全面探讨民生新闻深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与方法,力图超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层意义的简单传递与反映,进而转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层意义的阐释与建构,从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归原初的民众文化环境,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众价值观产生深层的交流与接合,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众层面的深层建构。

影像重构与文化深描——万玛才旦电影论略

作为藏族母语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万玛才旦自2002年开始电影创作以来,凭借其独特的电影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藏语电影的重要地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他的电影从藏族的现实出发,走上了一条文化深描与影像重构的艰难道路。影片看似非常简单,但却充满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导演以其特有的镜头语言真实地展现了他对于本土文化的理解、认同与坚持。而这种主位视角的坚持与以往所有关于藏区的表达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在这种对比中,我们看到的是导演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试图实现民族文化影像文本的深描和藏族文化气质的重构。这种重构有别于香格里拉式的描述,也有别于政治话语式的地域描述。

超越“想象的异邦”——浅谈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基于个案分析的文化“深描”方法

长期以来,在少数民族的音乐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种研究策略上的分歧,即基于个案(Individual Case)和基于文化总体(民族音乐志)的音乐分析方法。两种研究方法的目的似乎是相同的,就是不断通过田野调查(Field Work)和文化比较,寻求对于所研究对象在音乐文化外部“特殊性”和内部“客观规律性”的解释证据。在这样的研究目的驱动下,研究者和研究对象被从“主位(Emic)”与“客位(Etic)”的“二元”角度对立起来,研究内容和结果被赋予了“客观合法化”的神圣光环。然而,正是这些研究策略的分歧和研究目的的单一性指向,最终导致了对于研究对象的总体上的文化“误读”,其结果是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沦为研究者笔下被“想象的异邦”。在当下提倡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特殊历史时期,读者无法凭借研究结果了解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是如何作出适应、变异与发展的。由此,笔者认为在少数民族的音乐研究中,可以尝试通过结合解释人类学中“个案”分析和文化“深描”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深描与叙事:电影《老狗》中的文化变迁思考

《老狗》是一部藏民族文化为背景的藏族母语电影,影片以一只藏獒为视角讲述藏人与藏獒的关系,进而揭示了藏族文化的变迁。最后通过藏獒的命运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弃"与"留"进行了深刻思考。影片基于现实,试图实现藏族文化影像文本的深描,本文通过分析《老狗》中的视听语言、人物关系以及叙事结构,结合现实生活,阐释了审视藏族文化应有的态度,探讨了在文化传承和发展中的"可变"与"不可变"。

文献、表达与传承:影视人类学与民间文学影像志

民间文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余年来也在文化抢救与活态传承的大潮中,进入影音文献的生产进程中。当代民间文学影像志兼具不同的文化功能:一方面是以“文化救险”为宗旨,运用影像媒介的写实记录能力,建构抢救性的影音文献档案;另一方面则是以“记录—分享—共荣”为导向,将自身的创作与交流作为激发社区活力、复兴地方文化传统的工作机制,通过影像的公共传媒能力与教育功能,重建一种可持续的民间文化生态。在当下的中国,借助影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运用日新月异的数字视听媒介,能够有效开展民间文学的记录、存续与传播工作,甚至构建一种让民间文学得以永续传承的崭新路径。

乡愁、土地与女性--壮族作家陶丽群小说作品评析

围绕乡愁、土地与女性三个关键词,以文学地理和文化深描为主要方法论,分析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得主、广西青年作家陶丽群的小说创作。探究她在同代人中罕见的乡土写作如何延续了京派文学沈从文、汪曾祺的手法与风格。在散文化的表达方式之外,基于壮族女作家的身份自觉扎根民族文化、关怀弱势群体,详细描绘地方性知识的同时超越单纯的民族志书写。以广西百色壮乡为原点,走向对族群、地域、传统、现代、女性主义等宏大命题的思考。

媒介性与艺术性表征——视觉人类学视域下的影像民族志的发展进路

近半个世纪以来,介于视觉人类学的学术引领以及数字影像技术的迅猛发展,作为人类学重要的书写文本和研究范式的影像民族志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当代影像民族志凸显媒介性和艺术性表征。数字媒体时代的影像民族志在对地方性知识的书写、文化实践的赋权、人类学情境和场域的建构等方面,与媒介性展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互动和嵌构。同时,除了在内容上对艺术品、艺术事象和审美实践的观照之外,当代影像民族志显示了与艺术性表征的高度黏合:书写范式转移与艺术文本、“艺术田野”、民族志诗学的形成,以及由此碰撞和激发出来的有意味的学科向度对当代影像民族志的发展进路进行有效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