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沙田的景观特征与生物文化多样性解析

分析自然和文化协同驱动下珠江三角洲沙田景观特征与生物文化多样性的演变机制,为沙田文化景观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以生物文化多样性理论为支撑,通过划分沙田景观类型并选取连续样方对沙田典型单元的景观特征及其生物文化多样性的关联进行剖析;对研究单元的“城-水-田”肌理及模式进行概括和纵向对比,量化分析城市化影响下三角洲典型沙田景观特征的演变机制。人工干预对沙田景观特征和生物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为垦殖、沙田农业生计活动、多样化的文化群体的生活实践等方面。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地区城市化和农村人口向城市中心迁移已成为改变沙田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主要驱动因素,不同程度的城镇化影响了沙田“城-水-田”的空间肌理及景观构成模式。

论艺术、美学和生物学融合研究中的问题与多元文化取向

艺术和美学的传统研究通常针对具体的艺术作品给出丰富的分析和深入的阐释,而生物学研究则探索艺术活动和审美过程的普遍规律。它们在人类本性研究中各有贡献,但其背后的文化差异性常常被文化生物学、神经艺术史研究者所忽视。例如,艺术史和美学研究中的“移情”与“模仿”机制在镜像神经元理论的推进中,就存在着忽略文化历史具体性的问题。在多元知识视域中,探索人类的生物存在和文化存在之间相互接合的复杂层次和中间阶段,避免单纯的社会生物学、文化生物学的一元化结论,既是当前部分学者的主要尝试,也构成未来美学和艺术跨学科研究的主要方向和基本原则。

青海热贡唐卡的生物文化初探

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不仅意味着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损失,还威胁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唐卡被誉为藏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其内容涵盖了社会、历史、文化、宗教、医药等诸多方面。青海热贡唐卡作为唐卡的重要流派,因生动细腻的形象描绘和大量自然景观的刻画而广为流传。该文将文献分析、作品分析与民族生物学实地调查等方法相结合,从热贡止唐(绘画唐卡)绘制所用到的生物材料和热贡唐卡画面内容所反映的生物形象两方面对其生物文化进行了研究。该研究揭示了热贡止唐传统绘画工具和12种天然植物颜料的基源生物与制作工艺,探讨了热贡唐卡作品中常出现的生物形象本源、来源及其文化功能,阐释了热贡唐卡教诲图中传递的生态理念。总体而言,热贡唐卡取材于大自然,其内容亦反哺大自然。未来,应更加注重热贡唐卡的传统技艺及其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传承,进一步发掘其传统知识传播和自然教育的潜能。

生物文化遗产协同的汶水流域国土风景保护方法研究

流域作为富有文化和生物价值的集水区域,沿水系聚集多样文化资源并分布着密集的河流生态系统。流域风景区别于城市、乡村等相对独立空间而具有典型的网络特征,探究流域历史变迁遗存的文化资源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空间层积关系,可应对当前流域保护现状中生物与文化分离的困境。基于此,本研究在辨析流域国土风景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从生物文化遗产协同角度出发,构建了“流域属性认知—生物文化遗产识别—流域国土风景保护机制”的流域国土风景保护理论及实践框架。以齐鲁文化区的汶水流域为例展开实证研究,探究流域文化遗产和生境质量的层积关系,最后将生物文化遗产空间层积结果与城乡三生空间规划进行衔接,提出了层积信息、分级格局、集群空间共同整合的保护策略。

西南地区生物文化多样性空间格局定量研究

自然条件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以及多民族聚居的特征使得西南地区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但当前仍然缺乏对区域生物文化多样性格局的定量研究。以西南地区603个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探讨了西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定量计算了生物文化多样性,从而识别西南地区生物文化多样性空间格局,并分析不同因素对多样性空间分布的影响。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同时也存在高低值聚类的重叠区域。高生物文化多样性的区域与高生物多样性的区域分布较为相似,而低生物文化多样性的区域与低文化多样性的区域分布较为接近;生物文化多样性的高低值聚类区呈现明显的片状格局。由于生境条件与人为干扰等原因,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与生物文化多样性沿河流流向大多呈现"低-高"或"低-高-低"的变化状态。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产生相互促进的作用;三种多样性的空间分布都受到平均坡度的重要影响;多样性高的单元聚集在地形坡度大、海拔与坡度的差异程度较大而水体覆盖率较低的区域。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密切联系表现在地理空间上的交叉重合,因此,对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应统筹兼顾,并更多从生物文化多样性的视角或者途径来开展相关研究与保护实践。

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及其环境史意义

生物文化多样性是世界多样性研究中的一个跨学科领域,集中描述各层面的生物多样性和包含所有文化多样性表现形态的世界差异性,以及生物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社会文化转向的结果,有机融合了生物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和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逻辑。由于深受环境保护导向的研究传统和二元思维的影响,生物文化多样性将人与自然、现代文明与多样性的关系处理为一种紧张甚至对立状态,并导致过分强调“原生”和“地方”,限制了其普遍性意义。要想适应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生物文化多样性亟需在其核心概念、视野、方法等方面寻找新突破,而它与环境史的互鉴融合是可供选择的路径之一。

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文化-生物人”假设

以人为根本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必定要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来展开对人类行为的研究。目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依托于"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二者分别强调人的生物(自然)属性与文化(社会)属性,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因而亟需整合。然而过去简单拼凑的做法是失败的。真正的出路在于:把握和揭示人的两种属性究竟是怎样结合在一起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由此我们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它表明:人的行为,其实是由人的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通过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而催生出来的;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就是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相互结合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方式。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设确实能够将"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整合起来,从而恢复一个完整的人,那么"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社会学帝国主义"就将遭到摧毁,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同主义则有望实现。

生物文化多样性视角下梅里雪山自然保护地藏族原住民社区治理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梅里雪山自然保护地内的藏族村落是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下可持续发展的典范。本文从藏族原住民社区治理的意识形态、文化行为、社会制度三个层面,探讨了生物文化多样性视角下藏族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动因,并分析了由此形成的村落所具有的可持续特征,主要表现为浑然天成的村落选址与空间格局、有机进化的公共空间与村落巷道、蕴含生存智慧的民居建筑营造三个方面,论证了自然保护地的可持续发展以生物文化多样性视角下的“原住民社区治理”为基础。此外,依据梅里雪山自然保护地藏族村落的经验,对自然保护地保护与原住民乡村社区发展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讨论。

文化重构下的古生物文创产品研究应用——以甘肃和政古生物为例

探索古生物文化特性、内涵及艺术表现方式的重构方法,为古生物文创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先以艺术性、商业性及科普性的叠加方式重构古生物文化特性,再通过移植法和赋予法对古生物文化内涵进行重构,最后经物象符号重构与意象传达的方式形成古生物新视觉图形,并应用于文创产品。以甘肃和政古生物进行文创案例实践,经文化重构后再设计得出一系列文创产品。文化重构为古生物文化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扩展了古生物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提升了其文化的传播能力,丰富了相关文创设计。

文化-生物混合体语言观与历史因果命名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以可能世界理论为分析工具,提出了历史因果命名理论。2009年伊万斯(Evans N.)和莱文森(S.Levinson)提出语言是文化-生物混合体,是几千年来基因和文化共同进化的结果。文章通过解读历史因果命名理论的基本内容及思想内核,试图用“历史传递的链条”概念勾勒出文化及生物因素在语言演变中的重要作用,旨在剖析文化-生物混合体语言观的哲学理据,以期激发学界更深入的思考。

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进展

生物文化多样性包括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二者之间的复杂联系,是保持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健康的基础。由于其内涵丰富、涉及学科众多、研究内容广泛,在研究时把握研究对象及相应尺度尤为重要。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通过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因素紧密连接在一起,表现为空间上的重合、共同的进化过程以及受到共同的威胁。对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进行共同保护是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和保护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主要从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传统生态知识、文化景观等三大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并指出了主要发展趋势。我国学者在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的一些领域做出了富有特色和价值的工作,但在保持我国优势和特色领域发展的同时,还需紧跟国际热点和趋势,在机制与系统分析、生物文化多样性的环境影响、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管理等方面加强研究。

“物理-逻辑性”与“生物-文化性”之间:人工智能技术的文化边界

超级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能达到奇点状态,即最终成为可以自我设计、优化、制造出任何技术的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绝对的技术主体,从而超越并支配人类智能。超级人工智能的文化风险可以被描述为"物理-逻辑性"对"生物-文化性"的削弱、支配甚至消灭。当人工智能战胜人类智能、非生物智能控制生物智能、人工意识取代人类意识,就会造就一个后生物学的世界。基于人类"生物-文化"系统的脆弱性、唯一性和整体性,为了确保自然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一个统合各类智能主体的整体主体,对任何意义上的极限技术进行管控,以维持生物主体与技术主体之间的均衡。这个自然人类文化系统之下的内在均衡是智能与非智能、机器与生命、理性与非理性、还原主义与整体主义等的整体化进程。

从生物酿造到文化酿造——文化微生物的概念和意义

文化微生物泛指与酿酒有关的各种酒文化元素和资源,可以将其分为狭义文化微生物和广义文化微生物,前者属生产性,后者属社会性。提出文化微生物概念的目的在于针对白酒产品技术质量和消费质量之间的差异难以把控的现状,通过从生物酿造向文化酿造转移的战略性调整,建立一种新的白酒生产和经营的思维模式,以求达到技术和文化、实践和概念之间的平衡与融合,促使拥有丰富中华(酒)文化资源的白酒企业从品牌文化逐步过渡到文化品牌,为长远的产业拓展奠定基石。

从资本运作到“资本发酵”——文化微生物的“资本酿造”

资本不仅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词汇,并且在社会学领域中,还是一个意义更加丰富、分类更加细致的重要概念。白酒产业丰富的文化微生物资源按照其用途划分入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4个大类,并根据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所构建的社会空间里各个场域的惯习,将4种资本进行有针对性的配比,便于白酒产品以复合资本的形式与不同社会群体通过资本交换来进行资本酿造。全方位和深层次的资本酿造能够帮助白酒企业更好地应对现有的产业危机并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

基于师生对话的生物学课堂文化建构策略——以“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一节为例

本文以＂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一节内容为例,阐述了基于师生对话的生物学课堂文化建构的优选话题引起对话、共同参与建构图式、实例分析智慧生成及谨慎评价理解他人四个策略。

基于生物文化多样性评价的自然保护地与区域协同发展研究——以西宁市群加藏族乡为例

自然保护地是国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保证其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同时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是在进行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过程中应当解决的重要问题。以推动群加藏族乡文化-自然融合发展为目标,通过生物文化多样性(Biocultural Diversity,BCD)评价分析青海省西宁市群加藏族乡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空间关联性,获得高、较高、一般和低4级沿地理空间有序分布的生物文化多样性区域。结果表明,群加藏族乡与其内部群加国家森林公园共同形成了具有一定时空关系、较为完整且连续的生物文化多样性空间,其保护与发展不可独立进行。基于评价结果提出保护地整合优化与区域发展建议,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政府协调-居民认同-游客参与"的联动关系,促进保护地与区域协同发展。

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密切相关,云南作为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交叠区,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知和实践,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本文从认识论、组织制度、技术实践等3个层面揭示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为当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启示。

黎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是一体两面、辩证统一的关系。海南黎族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蕴含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知和实践,展现出人同自然共荣共生的朴素生态智慧,时至今日仍对民族聚居区生物多样性存续产生重要影响。着力从认识论、组织制度、技术实践三个维度审视、挖掘黎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所做出的贡献,可为当今民族地区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提供一定借鉴。

民间生物分类的研究进展

民间生物分类是一种基于当地文化的方言命名系统,是指在科学分类以外、存在于民间的对生物进行分门别类的方法和过程。许多研究证明,民间分类与科学分类法十分相似,在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编目、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文化同质性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日益加剧,许多珍贵的民间分类传统知识在没有被记录或被发现之前就已经消失,亟待抢救。本文对民间生物分类的概念、主要研究内容和进展进行全面回顾,并对目前民间生物分类存在的问题进行展望,以期为人们全面了解民间生物分类提供参考,并为今后民间生物分类的相关研究提供资料。

南方喀斯特山区文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途径探析——以贵州省荔波县生态文化建设为个案

地域性、民族性是我们当今构成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而人类文明的传承发展与我们所居住的地域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已经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的荔波喀斯特生态环境,作为多民族文化融合之地,各民族之间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相互交融、文化上彼此尊重,通过人与自然、人与族际文化的互相适应,构成了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自觉维护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