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供性视角下的文化生产平台化:动因、机制与未来

作为整个社会平台化进程的一部分,文化生产平台化重新配置了文化内容的生产、传播与商品化,为文化实践与社会互动带来了新的机会与可能性。研究发现,技术可供性和想象可供性共同驱动了平台文化生产,影响了文化生产者的内容形态与创意表达。平台通过可见性机制设计和多面市场商业模式运作,得以支配文化生产和文化实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生产平台化嵌入特定历史阶段、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价值规范之中,也面临着不稳定性风险。在此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共同塑造着当下文化生产者复杂的劳动体验与平台社会多元的文化景观。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价值旨归和逻辑进路

马克思主义全面社会生产观反映了人的全面本质力量及其存在方式,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生产力领域的具体表现与应用发展,体现在文化生产、文化分配、文化流通与文化消费的全过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突出的价值诉求。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数字文化创意劳动者、数字文化劳动资料和数字文化劳动对象等文化生产力要素的组合与优化,体现了文化全要素生产率和文化生产整体价值。文化新质生产力提升的重点领域表现为激活文化生产要素、夯实文化生产链条、创新文化生产业态、优化文化生产布局等创新路径。

文化生产还是文化再生产?——“学一代”与“学二代”的教育冲突与反思

本研究以10位“学一代”及其部分“学二代”子女为研究对象,借助深度访谈和自传社会学方法,探究代际流动中的“学一代”发展历程及其对下一代教养实践的影响。研究发现,“学一代”在个人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吃过苦”、恢复高考及社会地位变迁的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影响了其对“学二代”的教养实践,具体体现在对“学二代”的吃苦式培育、重视教育及精心规划学业等方面。但在“学一代”对“学二代”的教养实践中,存在一种代际间的反差,造成文化生产与文化再生产的对峙。研究认为,代际流动具有双向性,“学一代”应进一步反思“学二代”的自身情况和需求,助力“学二代”全面发展。

流散与文化生产

在21世纪,流散已成为重要的全球性现象,流散研究同样随之成为理论研究领域的前沿话题,但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缘起、发展和理论脉络还缺乏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探讨。结合萨夫兰、杜洛连和吉尔罗伊等理论家的相关论述,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流散进行了探讨:首先,依据流散者的意愿、地区和流散原因等因素,流散可以被分为不同的类型,但不管就何种类型而言,流散者与故土家园的联系、族群意识和流散者相互间的团结都是必须关注的重要话题;其次,跨疆域的流动意味着更为宏阔的视野,对处于非此亦非彼的中间状态的流散者而言,他们往往更能接受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最后,流散同样意味着一种文化生产方式,其代表的独特视角、经历和政治立场都将成为跨国性文化生产的重要资源。

地域形象呈现与文化再生产:形象宣传片《相约广西》构建广西故事的内容分析与对外传播意义

地域形象宣传片是展示一个地区自然地理、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和建筑景观等地域特色的窗口,在展示和塑造地方形象的同时也是地域文化再生产的过程。本文通过对《相约广西》形象宣传片的内容进行梳理,以多模态话语中视觉与听觉模态为角度,分析该宣传片对广西故事内涵的建构,发现形象宣传片通过多元构图、主题符号和视听结合呈现出丰富立体的地域形象,宣传片在地域形象呈现过程中通过地域文化与国家意识、传统与现代这两对关系的平衡和建构作用推动地域文化再生产。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

[目的/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深化文化领域改革的重要部署,聚焦文化强国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方法/过程]本文通过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培育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深入分析,总结出两者的关系,剖析其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作用,进而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实施路径。[结果/结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培育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前提和基础,培育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动力。二者相互促进、互动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高素质文化人才,推动文化消费升级,增强文化自信和国际影响力。

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生产和服务路径新探

立足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目标,聚焦文化发展之时代需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七个着力”凸显“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特征,从根本上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各环节全过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事业繁荣发展,需要以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建设国家文化公园赓续中华民族精神,以文教融合培育时代新人。树立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生产价值导向,需要在文旅深度融合中激活文化资源,以数字化赋能文化呈现方式,以媒体融合提升文化传播力。以文化价值传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需要以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传递中国精神,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华文明故事,以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

基于文化再生产的大学校庆形象景观设计策略研究

探究如何构建利于文化更新的校庆形象景观设计策略。针对目前大学校庆设计的现状进行反思,以文化再生产理论为基础归纳大学文化资本构成及相应文化素材库的挖掘,从而提出符合时代语境的“分析层-提炼层-实践层”三层次大学文化创新再造的设计框架。生成由“文化资本提炼-文化视觉转译-形象景观打造”为路径的校庆形象景观设计策略。针对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通过建立由视觉、空间及文创三方耦合的校庆形象景观设计系统以实现大学文化“再生产”的创新目的,为大学形象的当代塑造提供路径参考。

青年文化的数字化生产:平台的日常化与表达的政治

平台化于润物无声中影响着年轻人的意义生成,这一进程体现在青年日常的数字文化消费与生产中,兼具商业性与文化意义。为了探究平台对青年文化、社会与社会整体的影响,本文将理论视角从平台诸多辉煌、非凡的时刻转移到青年每日或琐碎或诗性的平台文化实践,使用“平台日常化”与既有的研究对话。研究发现,青年的平台文化生活以自我平台化为前提,微观上表现为青年既专业又重本真的“做真我”姿态,宏观上体现为正常转码与并行游走等平台节奏。平台在以资本主义逻辑生产日常的同时,也在将青年的“我”与“他”广泛相连,也支持着青年对表达和连接的持续追求。平台隐入日常后,青年以自我表达为特征的平台文化实践,是一种基于个人日常的微观政治,它虽是小写的,但也是平台日常化后具有变革意义的重要姿态。

“学二代”成长中的继承与反叛——关于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本土阐释

“学二代”因其优厚的家庭文化资本而有别于其他“二代”群体。作为具有高知家庭背景的“学二代”,在自身的成长脉络中却可能存在诸多“难言之隐”。通过对14位“九零后”“学二代”的成长脉络进行深入细致的叙事研究,发现在“学二代”自我寻觅之旅中有着对于家庭文化资本的继承、超越和反叛,看似顺遂的成长之路却充满冲突和拉扯。在顺应父辈期望的文化再生产与建构自我的文化生产的对峙中,他们正在探寻着一种与家庭文化资本保持距离的方式,寻找着文凭之外的出路,并展现出新知识分子对于教育的后现代性目光。

文化再生产与符号联想:数字时代的中国民俗与国家形象建构

作为民众共享的文化传统与国家文化资源的凝结标识,民俗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确认文化身份、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随着数字媒介的迭代,传统民俗与大众流行文化的深度嵌合推动了民俗的文化再生产,而民俗文化产品所具有的无形属性和符号意义与原产国的国家形象息息相关。一方面,应当以“品牌化”策略推动民俗文化资源的数字转型、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国家形象打造为具有差异化特征的识别体系;另一方面,应重视中国民俗文化符号体系的建构,统筹对外传播路径,增强其对全球青年群体的吸引力,通过“符号化”联想来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助力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高校新兴青年的文化生产、职业选择与自我建构

数字时代推动了依托互联网平台兼职兼业的新兴青年群体的兴起,高校新兴青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本研究借鉴齐美尔的个体化理论,探究高校新兴青年的文化“破圈”实践与职业选择。研究发现,高校新兴青年勇于打破常规的学业轨迹,在网络文化生产中开启了一场自我、人生和职业的意义探寻之旅。平台分层模式下粉丝数量、流量关注和经济收益为他们提供了职业协商的资本,成就了他们或“全职”或“斜杠”的职业选择。

冰嬉运动的历史转化与新时期的文化再生产

冰嬉是一种源于满族的传统冰上运动,曾在清朝时期达到鼎盛,素有“国俗”之称。但在现代化社会蓬勃发展以及中西方冰雪文化交相融合的背景下,冰嬉逐渐丧失其原有地位,面临赓续与发展的困境。通过对冰嬉运动文化生产过程进行剖析,发现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其实现从生产生活向军事竞赛的转化,从民俗运动向“国俗”典礼的转化,从文体活动向族群符号的转化。而新时期要促进冰嬉运动文化再生产,应当依托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引导、本体文化的价值赋能、产业嵌入的推动助力,并具体借助完善政策体系,保障项目传承;深挖文化内涵,彰显精神特征;聚焦产业融合,推动活态演进加以实现。通过将传统项目融入现代化的语境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转化与复兴,从而促使冰嬉运动在新时期焕发出更多生机与活力。

文化唯物主义视角下文化、技术与产业的共生演进——以《黑神话:悟空》为案例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作为新兴的数字文化载体,电子游戏为文化传播开辟了创新途径。以《黑神话:悟空》为案例,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视角探讨当代数字游戏如何在游戏文化体验、前沿3A技术和产业崛起的三重作用下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IP。揭示了文化与技术的融合如何推动文化产业变革,以及产业演进如何反馈促进文化创新表达和技术进步。研究发现,高质量游戏内容与复杂游戏机制推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又促进游戏内容优化,形成正向反馈循环。同时,游戏产业的工业化进程强化了游戏形式的多样化和精细化,进一步加速了文化、技术、产业三者螺旋上升的发展机制。在这一机制作用下,《黑神话:悟空》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焕发出新活力,使电子游戏成为展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化土为器——喀什土陶文化生产中的情感物化与物的情感化

“因土而生、因土而名”的喀什土陶在南疆地区传承多年。作为喀什文化的一张名片,它融汇了民族文化与地方文化内涵,以超越“物质”本身的力量延续和发展。作为土陶文化塑造者和持有者的土陶艺人,是地方性文化的知识主体,是陶物生产、文化生产、艺术生产和情感生产的内生性力量。在艺术人类学的理论范式下,推动土陶从“土”到“陶”、从客观之物到主观之物的转变,至少有三点需要被考虑:一是物的技术建构;二是情感附着;三是文化生产。技术建构是“化土为器”的基础;文化化(culturalization)与情感化(emotionalization)作为物质文化质变的催化剂作用于陶物的生产;而文化生产是推动“自然物”向“人造物”转变的文化过程。在这其中,土陶艺人的情绪、情感、经验和文化认知被不断挖掘并与陶土粘合,使情感具象化、陶泥情感化。同时,土陶文化在人与物的互动中被生产、被表达、被重塑,喀什土陶也因而成为情感的“物”。

城市阅读空间文化再生产价值表达研究

城市公共阅读空间随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而产生,成为囊括公共图书馆、书店、阅报栏、城市书房、社区书屋等在内的总体性称谓。城市阅读空间文化再生产由物理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等前台要素和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的空间等后台要素构成,二者经由读者在空间中的行动产生关联,促成场域内权力、知识、符号、情感、风格、趣味等的再生产。城市阅读空间文化再生产的功能以再生产价值为目标,通过物理空间的规制与抵抗、精神空间的阐发与重构、社会空间的区隔与联结,在行动者和社会世界中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四个维度上实现,从而支持人的全面发展并建构城市文化生态系统。

媒介化社会下文化生产的媒介逻辑分析

伴随着媒介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媒介角色实现从中介向本体的转向,成为了体验和目的的环境。在本体论上,作为技术、语言、环境的媒介影响着文化生产的理性、形态及生态。然而由媒介所带来的新文化秩序也产生了一定负面效能:资本裹挟下技术附魅加强,审美浅表化和泛娱乐化以及建构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面对媒介逻辑控制的不可避免性,应当提升用户媒介素养,加强审美引导和营造良好的媒介生态,以更好转化好媒介自身的规则和资源,更好地服务我们的文化生产实践。

产业结构变迁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演化研究——以陕西袁家村为例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载体。以陕西袁家村为例,结合空间生产理论探析乡村在传统农业村落、现代工业村落、乡村旅游村落3个产业变迁过程中文化空间生产的演化逻辑。结果表明:袁家村物质文化空间经历了从传统农耕文化到乡镇工业文化,再到乡村旅游文化的转变;精神文化空间由乡土观念和小农意识逐渐发展为集体信仰和组织观念,再到强化道德教育和乡风文明建设;制度文化空间从血缘宗族制度下的礼俗秩序转变为集体主义规范兴起下的制度规范与业缘交往,最终实现了多元主体融合下的三治合一。文化空间的功能价值从最初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功能拓展为生产、生活与旅游功能并重。这些演化过程是内外部经济资本积累、构建者主导的政治权力以及集体主义导向的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结果,共同决定了袁家村文化空间的形态和结构。

边缘遗存:云南昌宁杞木林地区苗族服饰文化再生产场域研究

紧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昌宁杞木林地区苗族服饰文化这一研究对象,以边缘遗存为切入点,基于国家在场力量的支撑保障,选取当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再生产形式为样本,讨论苗族服饰文化生存场域中政府、文化管理者等新的力量进入后,不破坏过去文化生存的核心力量,不破坏文化的生命力及服饰文化生存依托的场域,探索提出如何进行苗族服饰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再生产行动。

辜鸿铭《论语》英译中的文化再生产

借助布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探析辜鸿铭英译《论语》的可能性,并结合文本分析,研究辜氏如何采用新的翻译路径实现儒家文化在西方文化生产场的再生产。结果表明,辜鸿铭通过重构儒家思想核心概念、非神圣化儒家人物形象、印证儒家思想普适性等“颠覆性”举措,对儒家思想文化、形象文化、精神文化进行再诠释,从而满足欧洲读者对儒学的强烈求知欲,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生产场的话语权。故此,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对外译介应精选文本、巧妙抉择策略,并加强各方合作,以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之林的传播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