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精英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在传统乡土社会,乡村文化精英在保护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中作出了杰出贡献。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与发展,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为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社会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内容,代表性传承人即文化精英名录制度和保护制度正面临着困窘的当下尴尬和隐忧。因此,必须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培养文化精英,恢复乡村社会的文化功能,真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进一步开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化利用中的地方文化精英

我国旅游业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在实践中相辅相成,旅游目的地最核心的竞争力源于其差异性和地方性,而非遗则保存了目的地的地方性和独有的品质,并在实践中成为旅游吸引力的重要来源。传承人制度在我国非遗保护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现实发展中这一制度也有值得思考之处。

海西农村扶贫与乡村文化精英的契合与互动

在海西发展的新时期,乡村文化精英作为乡村再造的人力资源基础,是乡村发展的关键因素。针对乡村文化精英的流失和农村人力资源再造的现实冲突,坚持乡村文化精英培育的可持续性,急需理顺若干问题,在政策和技术层面先行先试,鼓励乡村能人返乡并创造良好的系统综合环境,并挖掘乡村文化精英资源,打造文化扶贫产业,全方位提升民生质量。

文化精英在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与路径

文化精英是文化发展领域的优秀人物,其价值观具有自身的突出特点。当代文化精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既要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重要阐释者,也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引领者、示范者和推动者。同时,文化精英还要从自身特点出发,坚持与时俱进,加强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探索;密切联系群众,培养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情感;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强意志;切实身体力行,加强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实践。

忘却创伤:文化精英在“文革”及其后的失语──以茅盾为考察中心

众所周知，“文革”的危害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然而，就是在这样一场民族灾难和创伤后，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在整个民族都在苦苦探究和求索时，中国的文化精英却集体性地选择忘却，留给历史以巨大遗憾。茅盾这个成长于五四的文化精英自然也在其列。关于茅盾的失语，自然不是始自“文革”浩劫宣告结束时，早在其爆发之初，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文化精英视野下的跨世纪阅读生活——评《1978-2008私人阅读史》

该书从30年的个人阅读经历出发,深刻地体会30年来时代文化的变迁史、文化精英的心灵进化史及时代阅读风尚的演进史,从而论述近三十年国民阅读发展的脉络。

地方民俗文化精英与民族文化传统的保护——以湖北鹤峰山民歌的传承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构建了民族文化发展的新语境,在这一新的文化语境中,国家话语、民众以及研究者共同影响着民族文化,其中民众完全是一个整体,他们中析分出了地方民俗文化精英这一阶层。民俗文化精英在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中,除了起着推动与促进的作用外,另一方面他们也影响着某些民族文化的传承方式以及传承的多样性问题。

地方文化精英对非遗保护的作用——以瑞安木活字印刷术的研究与保护为例

文章以吴小淮对瑞安木活字印刷术的研究与保护为例,探讨了在地方非遗保护实践中,地方文化精英所具有的“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双重身份对于其从事本地区非遗保护的重要作用与意义。

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精英的生活状况及其报国途径——以迁滇文化精英为分析案例

文化精英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水准和方向。考察不同时代文化精英们的生存状况及其理想追求,往往可以把握特定时代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脉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精英们虽然生活颠沛流离、困苦异常,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们仍利用一技之长为抗战救国做出种种努力,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为后来新中国的崛起和世界科技文化的进步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战时期文化精英们强烈的使命感、为改变祖国落后面貌而不懈努力的执著精神,对于促进当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鼓舞作用。

铁穆尔:非虚构文学写作实践及其他——裕固族文化精英书面访谈系列之一

铁穆尔是目前最广为人知且备受推崇的裕固族学者型作家。在访谈录中,他指出,非虚构文学的核心价值在于人性的表达和真相的追寻;对裕固族作家文学而言,非虚构文学写作实践拓展和开阔了作家思考、写作和表达的边界。

论湖湘传统文化精英的精神特质

湖湘传统文化精英是对湖湘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分子,他们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主要包括:强烈的文化求知精神、敏锐的文化反思精神、卓越的文化创新精神、坚毅的文化济世精神等。正是这样一些精神特质,成就了湖湘传统文化精英在我国传统文化领域的灿烂辉煌,也为后人提供了有益借鉴。

重构儒家:中国近代文化精英的一种努力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文化精英批评了儒家与儒家思想的各种局限。他们为儒家思想建立新的形而上学,康有为从"动力因"的角度树立形而上学观念;谭嗣同对于"通"的社会学意义进行了阐述;熊十力出发点是矫正宋明理学空疏的缺点,为功利实用和积极有为提供形而上学的依据。他们发掘儒家思想中具有"永恒"价值的成分,如某些政治观念和民族意识、伦理方面、价值观、伦理观等在中国普通民众中有着深层的社会心理基础。用现代观念来对儒家的一些重要观点进行重新阐释,探索儒家思想如何能够深入民众生活的途径。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国民性"中存在的某些缺陷,近代文化精英们还附会儒家的各种论点,力图从中发掘出具有现代意义的观念。"形式"方面的探索,主要体现为康有为等人提出建立"孔教"的主张。"内容"方面的探索,主要体现为康有为等人肯定人们对"乐"与"利"的追求。他们这种"重构儒家"的努力,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今天我们构建中国的现代新文化提供了历史借鉴。

中国古代文化精英士大夫对工艺美术的影响和作用

过去普遍的看法认为工艺美术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可是古代工艺美术的创造除了下层的普通劳动人民参与其中作出了贡献之外,上层的文化精英士大夫对古代工艺美术的影响和作用也是有事实根据的,研究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不能回避这一重大的问题,要完整地反映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创造史必须直面这个问题。考察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历程,会看到上层的文化精英对工艺美术品质的提升,对工艺美术的发展,对工艺美术的风格的演变,对工艺美术的精致化、高雅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决定性,决定了工艺美术发展的方向,决定了工艺美术的审美风格的演化,决定了工艺美术的消费趋向,特别是上层文化精英士大夫的思想价值观、审美观等对工艺美术创造的影响是深远的。

全球化语境下的精英文化和文化精英探析

从2008年西方社会掀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华浪潮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在文化精英的培养和精英文化传播上的不足。本文试以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海外受阻为例来解析全球化语境下的精英文化和文化精英问题。

江汉文化精英的草根特色——对19世纪前半期四部文集的发掘与分析

在近代前夜的19世纪上半期,由于社会的沉沦和传统学术的腐败,思想敏锐的士人开始把关注的重心从庙堂和经典转向江湖。他们或热心于民间歌谣,或重点反映民间疾苦尤其是揭示“农病”,或以“近人情”为标准批判旧学,从而增强了精英文化的草根特色。

钟进文:田野的见微知著与文本的多元阐释——裕固族文化精英书面访谈系列之二

钟进文是当代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裕固族研究的领军人物。在访谈录中,他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裕固族研究有两大变化,一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二是研究队伍呈现出规模化和组织化状态。他希望年轻一代学者要立足本土、积极进取,最为重要的是对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充满敬意。

贺卫光:裕固族研究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裕固族文化精英书面访谈系列之三

贺卫光是国内外学术界知名的裕固族研究专家。在访谈录中,他指出,裕固族研究目前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年轻学者层出不穷预示着裕固族研究将迎来一个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的时代机遇,这将使裕固族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有更多的声音。作为本族资深学者,他希望年轻一代裕固族学者在扎根本族深厚沃土的同时,具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与“村落文化精英”的重塑——基于鄂东黄村的田野观察

李银河认为:"村落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现实中切实存在的社会群体以及其所拥有的文化形式"。本文以对鄂东黄梅县黄村的乡村教师的田野观察为基础,从乡村的微观生活场景中,从农人视野中关注村落教育、关注"传道授业解惑"的乡村教师,分析了乡村教师在乡村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希捕捉乡土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培育塑造以乡村教师为代表的文化精英,推动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农村社会管理。

地方文化精英在民俗传承保护中的作用研究——以天津沿海渔民民俗传承保护为例

文化传承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天津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极强的历史研究价值。有一大批地方文化精英(包括地方文化的学者和爱好者)对天津文化进行保护传承,他们通过文学作品、画作以及对地方技艺的传承,在地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项目主要针对天津文化精英对地域文化传承的方式进行研究,探究这些地方文化精英是如何影响地方文化的。

并非“文化精英主义”——阿多尔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新探

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经常被笼统地简化为"文化精英主义"。这样标签化的理解方式不但遮盖了阿多尔诺批判理论原有的丰富内涵,而且还会割裂阿多尔诺的文化理论和其非同一性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对阿多尔诺关于现代哲学认识论批判的梳理,他关于现代社会文化领域理解的激进一面得以呈现出来。相比于诸多对文化产品生产方式、内容和传播手段的批判,阿多尔诺更重视文化产品接受者的重要意义。这也提示我们,为使社会免于滑向文化精英主义和文化民粹主义的两极,其决定性的力量在于具有反思能力的文化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