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视角下《废都》的文化诗性翻译再现探析——以葛浩文英译本为例

作为当代重要的文艺批评理论,文化诗学旨在挖掘文学作品的文化性和诗学性,有助于从文本内外充分展现文学作品的精神风貌,因而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基于文化诗学视角对葛浩文《废都》英译本进行鉴评,具有跨学科的思维和突出的研究创新性,不仅有利于充分挖掘该文学巨著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以及艺术感染力,而且能有效拓展翻译学的思维和学理空间。文章发现,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只有秉持文化诗学理念,才能在译文中再现原作的审美性、文化性及诗性。

文化记忆与诗性品格——论厉彦林沂蒙乡土散文的“文化诗性”

从本体论逻辑结构上来说,文化诗性是散文文本的根基,更是诗性散文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其多重内涵中对"还乡文化"的体认,使散文中的乡土叙述具备了一种与其他文化经验十分不同的人生意蕴和审美价值。厉彦林沂蒙乡土题材散文从乡情、亲情和真情三个方面叙写了作家的乡土记忆,这种记忆凸显出的文化诗性品格,正是其作品有别于其他作家创作,而在近年来中高考试卷中常常被当作阅读范本的根源所在。对文化诗性品格的弘扬与坚守使厉彦林的乡土书写有效祛除了当下散文创作中的一种庸俗化倾向,从而呈现出一种深广的精神探寻力度与厚重的文化传统积淀,并最终形成了当下散文阅读视野上的"厉彦林现象"。

文化诗性视角下旅游演艺项目创意与展演研究——以《印象·刘三姐》为例

壮族人民创造了山水史诗,以歌育人,以歌养心,山歌融化进他们的骨髓,成就了他们一脉相承的诗性特质,他们用诗赋继承着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以歌咏塑造其民族精神和气质,诗性的智慧主导其生存与发展。基于文化诗性的视角探讨民族民间文化的艺术重构,以实景旅游演艺项目《印象·刘三姐》为实例,分析其创意表达手法与展演过程机理。

隐喻思维与诗性文化——兼论《周易》对中国文化诗性特质的贡献

从思维方式和文化人类学的高度解读中国文化的诗性特质是一个新的视角。中国传统文化在以己度物、想象性类概念以及象形文字等诸多方面都与维柯等人所倡导的诗性智慧若合符契。而起源于远古文化观念的中国古代象征传统在本质上所体现的就是一种诗性精神,《周易》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和极为典范的意义。它确立了象征文化的东方传统、奠定了中国思维的基本范型、开创了"立象尽意"的审美传统、发明了"仰观俯察"的创造法则、开启了诗性言说的批评传统。

文化诗性视角下民间山歌的隐喻特性研究

针对民间山歌中的隐喻特性受到文化模式的影响导致隐喻的文化特异性无法表达问题,提出了文化诗性视角下民间山歌的隐喻特性研究。在文化诗性视角下,分析了民间山歌中隐喻的语义表达规律,介绍了民间山歌中隐喻与爱情主题的互动关系以及民间山歌中隐喻的文化民俗性特征,发现民间山歌的隐喻特性与爱情主题之间存在互动效应,提高了民间山歌中隐喻文化特异性的表达效果。

理查德·罗蒂诗性文化建构及叙事伦理价值研究

以想象力作为基点的诗性文化是理查德·罗蒂最重要的思想建树之一,对其诗性文化的理论审视,和诗性文化所承载的伦理价值的考察将极具文化意义。论述诗性文化的具体建构进程,和基于诗性文化所倡导的个人完美及人类团结视野下的叙事伦理,再对罗蒂叙事伦理的具象呈现进行探讨。

世界文论的“融通性互补”与“世界诗性”:基于跨文化诗性阐释的视角

人类各文化模子、各文明圈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活动及理论体系之间除了通常文化知识意义上的“异质性互补”,还有另外一种更重要意义的互补,即“融通性互补”,从“基本初步的融通性互补”(体现为可比性基点)到“异质性互补”(体现为辨异过程)再到“深度诗性的融通性互补”(体现为共通共融的世界性平台),这是我们认知人类不同文化模子体系里不同文学批评思想活动及理论体系之间相互“互补”或相互“达成互补”的完整的三个逻辑层面或三段逻辑理路。世界文论(诗学)之间的这种“融通性互补”的存在,是源于人类各种处于不同文化模子体系下的、极富历史特征及族域文化结构性内涵的文学批评思想活动及理论形态,其实都先验地涵化或积淀了某种具有能超越文化之结构性本身的潜能,即都潜在地存在着一种处于“深度诗性”层面的“世界性(交融性)”因素(意义、品质),都共同潜藏着一种植根于人类生命心灵深处的“世界诗性”及其“诗性原点”。借助跨文化诗性阐释这一方法路径,我们可以尝试去辨析理解隐藏在世界文论(诗学)知识话语深处的那些“世界性(交融性)”因素(意义、品质),特别是那种植根于人类生命心灵深处的共通的“世界诗性”及其“诗性原点”。

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变迁中诗性文化与动画交融的背景与成因

新时期以来,“文化自信”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关键词。“文化自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文化自信是对中华文化的‘精神自我’主体性的呼唤和确证”(1)。中国特色艺术理论概念的提出,是新时期推进‘文化自信’过程中的重要成果,它展示了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和文化认同。在中国特色艺术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艺术创作方向将更加多元,艺术思维将更加多维。以动画艺术为例,在当下诗性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双重复苏境遇下,我国动画受到本土“诗性”文化的滋养,一种与西方“哲思动画”对应的动画概念——“诗意动画”在我国应运而生。

传统诗性文化对本土体育休闲意识与方式的影响

对诗性与休闲的文化同根现象、体育休闲的本土诗性文化特质进行分析,揭示诗性审美价值和地域差异对本土体育休闲意识和参与方式的影响机制。认为:本土体育休闲参与者应脱离定性、职业思维,尊重自我休闲思维的悖常性;对本土体育休闲整体规划时,应在重视体育休闲普遍性的基础上,加强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保护研究;积极推动传统诗性文化在休闲体育项目统筹安排与组织管理中的运用,以传统的诗性文化思维培育、引领人们的体育休闲意识与参与方式。

江南诗性文化:内涵、方法与话语

杏花春雨的江南,曾是无数中国文人的精神原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江南文化,则以其超功利的审美气质与诗性精神,蕴蓄和催生了历代文人无穷的想像空间和巨大的创造潜能。在技术理性吞噬人文精神,消费逻辑抑制创作欲望的今天,我们探讨江南文化之于中国美学的独特贡献和诗性内涵,揭示民族审美机能的历史发生及其现实活动机制,不仅是为了打捞文明的碎片,更是出于穿越现代性的内在需要,给日益祛魅的平面化和单向度的生活世界浇注些许澄彻通透的诗意活水和创化原能。踏上江南的回乡之路,不啻是一次精神世界的返魅之旅。

“诗化的感性”与“诗化的理性”——中国审美精神的诗性文化阐释

中国诗性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唐诗与宋词。在理性文化中,"情"与"理"不相容,前者容易在反理性冲动中沦为"本能"与"欲望",后者时常异化为一种与感性生命无关的抽象"范畴"与灰色"模式"。在诗性文化中,其"情"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其"理"则是一种"诗化的理性"。以诗性智慧为母体的中国文化心理,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这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所在。在感性与理性之间除了西方的二元对立,还有一种更深刻的中国式的和谐关系。要理性就要压抑感性,或要感性解放一定要走非理性之路,只是西方民族的"一家之言"。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应该承担的伦理职责,也是对人类文化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

江南城市与诗性文化

中国诗性文化、江南诗性文化、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空间叙事分层,显示了中国诗性文化研究在学理上的逻辑进程与经验走向。诗性文化在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的空间差异,主要是由南北不同的城市类型造成的。而在江南城乡之间,由于客观存在的"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形成了江南诗性文化产生"城市"与"乡镇"两种形态的根本原因;把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江南乡镇区别开,是我们正确阐释或建构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最重要前提。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不同于北方城市诗性文化,两者在逻辑上主要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对立;二是不同于江南乡镇诗性文化,两者的重要差异在于"伦理"与"审美"的不同,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中国本土的都市文化模式与经验。

中国诗性文化的理论探索及其传承创新路径

中国诗性文化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文化精神本性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新的解释框架。在学术语境上,以区别"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为前提,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在历史背景上,以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和张光直的青铜时代为理论资源,在批判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起源史观。在理论建构上,以"文化研究"为学术语境,以"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为历史背景,以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为总方法论,通过对早期文明在物质生产方式、人自身的生产方式及精神生产方式的差异考察,阐释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模式特征、深层结构和核心功能。从中国文化最深层的诗性文化做起,为每一个当代中华儿女打下一个民族的人文基础,可以起到捍卫中华文明、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现实作用。

江南的文化地理界定及六朝诗性精神阐释

江南的文化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这种特质是超越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对江南进行文化地理界定显得十分必要。江南诗性文化的凝聚有赖于它的轴心期,刘士林先生将轴心期的概念引入到江南文化研究中,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看到江南的诗性精神是如何延续下来的。这个特殊的阶段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六朝时期,而《世说新语》便是江南轴心期的代表性历史文献。

“兴”:诗性书写与诗性文化的意义机制

从比较文化与比较诗学的角度出发,与现代的解释者通常用“隐喻—象征”的辞格对于“兴”所进行的阐释不同,本文试图用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与文艺理论所阐发的“转喻—寓言”的范畴对于“兴”进行阐释:“兴”在根本上带有“转喻—寓言”的性质。而且,从一个更为开阔的大的哲学—文化视野来看,“兴”远远超出了文学修辞的范畴,它不仅仅是一个小小辞格,正如“隐喻—象征”可以看作是西方形而上学背景下的理性文化的基本意义机制一样,具有“转喻—寓言”性质的“兴”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诗性文化的基本意义机制。

齐鲁伦理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

在地方经验的语境中,中国区域文化最重要的是齐鲁伦理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诗性与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江南诗性人文与齐鲁伦理人文既相对立又相联系,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深层结构原理。没有后者对前者的伦理提升,江南会因缺乏伦理水准而变得越来越轻浮与肤浅;而后者如果没有前者的诗性灌注,也会因丧失弹性而成为一种桎梏人性的枷锁。在当代实践中最令人担心的是:一方面齐鲁伦理人文那种至阳至刚精神在反传统的全球化背景中逐渐消失,另一方面是江南诗性人文那种优雅品味在反美学的后现代文化中越来越粗鄙化。在华夏文化建设中,既有承担历史、社会和现实道义职责的铁肩和忠心赤胆,又有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宇宙深情和寄托,才真正符合中国诗性文化的理念与实践。

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知识报告——对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

古生物学研究揭示,物种的灭绝和变异,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链的突然中断,人类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纪冰川以及大洪水时代对原始食物资源的巨大破坏,正是在食物再分配过程中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二是青铜时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轴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加剧了人类社会内部食物分配的激烈竞争,从而促发了人类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中国文明正是在对食物匮乏与分配的持续应战中,创造出其以生命伦理学为本体内涵的中国诗性文化。从原始形态的角度,汉语中“诗”的本源即甲骨文中的“寺”,这是中国文明最古老的食物分配制度,其本质特征可归结为非对象化与非主体化,所以它正是反对私有制进程的历史产物。当然,与现代文明中的反异化思潮根本不同,它是一种回归诗性智慧的精神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根本秘密正在于中国诗学之中。

中国人与自然诗性文化的现代观照

人类的现代工业文明引发了许多事与愿违的负面影响,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中国人与自然诗性文化追求天人合一、泛爱万物,努力去物化超功利,使自然沉浸在人格化、情感化的氛围中,这对于人类超越有生局限,更好地趋近人与自然的理想境界颇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