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言学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

文章概括了20世纪80-90年代文化语言学对汉语汉字文化属性探索的意义和特点,总结了百余年间我国语文现代化中“汉语拼音方案”的研制与推行、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等三大任务的历史过程,论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视与布局,以期更深刻地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理论,了解“汉语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脉与维系”“强国需要强语、强语助力强国”的意义,更自觉地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培养更多为国家所需的语言学人才。

对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系统阐述——评《文化语言学导论》

文化和语言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领域,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建构人类的认知和交流体系。作为国内较早系统阐述文化语言学的理论专著,戴昭铭教授的代表作《文化语言学导论》深刻探讨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对文化语言学的整体概述;下编则深入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涵盖了语言和文化构建、语言和思维、语言和认知.

文化语言学视域下汉语句子的民族性阐释

文化语言学理论是立足于汉语本土的语言学理论,其产生之初就充分注意到了汉语的个性和差异性,立足于语言的人文性,充分重视汉语的民族性,在文化通观的方法指导下进行汉语研究。汉语句子的民族性:表现在汉语的句子偏重整体感悟而不偏重结构分析;汉语的句子重类比铺排而不重逻辑推演;汉语句子重节律气韵的流动铺排;汉语的句子重意合的功能格局而非形合的结构格局。不能盲目模仿西方语言的句子观,充分发掘汉语句子的特性,才能从个性到共性,为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中国式案例。

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台北人》亲属称谓语研究

《台北人》中的亲属称谓语具有系统多样、南腔北调等特点。与此同时,称谓语在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关系、凸显作品主题等方面有重要意义。运用文化语言学相关理论知识,对作品中亲属称谓语的特点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因素进行深入考察,为《台北人》的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有助于提高人们日常口语交际的效果。

以文化语言学角度分析西安和南京市地铁站名

西安和南京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使得它们的地铁站名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浅析西安和南京的地名文化,主要从地铁站名的语言特征和文化特征两方面探究地铁站名的语言,并比较它们各自体现出的命名特点。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对于传承与弘扬古都文化,推进两地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文化语言学视域下地名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与开发

地名是一种语言符号,反映和象征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甚至是一个国家长期以来的文化形态和思维方式,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资源,它存续着地域的历史文脉,彰显着独特的神韵、性格和品位,并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历久弥新。按照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范式,通过对现存地名文化资源的梳理与研究,挖掘地名文化遗产中蕴含的历史人物、历史沿革与重大事件、神话与传说、地理环境、驻军营卫、社会心理、民族和宗教等诸多信息,既有助于了解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变革、人文风貌和地域风情,也可由此窥探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心理特征、审美特点和文化体验,在充分揭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过程中,促进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探讨词汇与文化的关系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其内在结构与文化现象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词汇则是语言的基本构成要素,其不仅是人类思维活动的直接反映,还是文化积淀与传承的核心载体。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探讨词汇与文化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语言的本质特征,还能揭示出词汇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历史背景。基于此,文章立足于文化语言学角度,详细探讨了词汇和文化的内涵,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的空间关系、影响制约关系以及结构层次关系,以期为相关单位提供参考。

文化语言学视角下东北方言特征研究

东北方言属汉语方言,其使用范围包含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东北方言中幽默、直白而又不失特色的语言形式体现了其独特的语言风貌,也展现了东北地区独到的文化内涵。本文旨从文化语言学视角出发,对东北方言的语音特征、词汇特征、语法特征以及语义特征做进一步研究,并探寻东北方言形成过程中的多民族文化及地域文化的影响因素,为未来东北方言的传播及探究提供更为科学、宏观的视角。

汉语文化语言学刍议

一、文化语言学的崛起 近几年来,文化语言学已经逐渐成为中国语言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陈建民先生指出:“从结构语言学到文化语言学,标志着从语言结构系统的研究转向语言功能的应用研究,从单一学科到综合学科的发展,从小语言学到大语言学的过渡。文化语言学的出现具有使我国语言研究由单纯的描写型向人文型转折的重大意义”(陈1989,17),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化语言学的崛起是中国语言学界的一件大事,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将使汉语语言学终于有可能为世界语言学研究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文化语言学崛起在八十年代后半期的中国,这不是偶然的。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当前时代的要求;有外界因素的推动,也有语言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性。

反思 探究 融铸——申小龙的文化语言学研究方法

提到文化语言学,只要是语言学圈内的人,大概不会想不到申小龙的,因为,申小龙这个名字几乎是与中国文化语言学这个名称同时出现的。在短短的几年内,他以百万言的学术论文和两百多万言的专著,奠定了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根基,同时也塑造了他自己的形象,掀起了一股申小龙旋风。在急功近利思想泛滥,整个学术处于低谷而语言学更甚的今天,申小龙却能掀起一股旋风,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一、反思——跳出神秘的怪圈申小龙的文化语言的研究。

以关系为中心的文化语言学研究——文化语言学研究方法解读

语言终究是人的行为体现,我们在研究语言时,要考虑人的概念系统形成是基于人是社会网络中成员这一因素。文化语言学派承认语言是一个复杂系统,是许多方面和因素互相作用与综合的结果。要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应该结合系统特点即整体性、层次性和演变的非线性,从语言外部着手,利用混沌学理论的研究方法。

吸纳、修正与重组——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中的认知语言学体系

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同是20世纪后期出现的两门新兴学科。着重分析帕尔默文化语言学在其理论研究中对认知语言学的吸纳、修正与重组,从而使认知语言学家从文化性认知的角度来深入研究语言,也使语言人类学家从认知科学的维度来审视语言和文化,是本文的主旨。

认知语篇分析的文化语言学视角

文化语言学是美国学者帕尔默创建的年轻学科。它以认知语言学为框架,整合了语言人类学对文化和语言的研究。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与我国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语言学思潮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认知性和意象性。文化语言学认为言语交际是人类认知活动,并把认知语言学核心概念运用到语篇分析中,构建出"语篇情节"。

文化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文化语言学理论有其传统的文化维度和认知科学的维度,帕尔默的文化语言学体系的核心就是将传统的对语言进行研究中的人文性与强调人类认知能力的认知语言学进行整合,从而实现了对语言的立体认识。帕尔默将认知语言学理论整合到传统的对语言与文化进行的研究之中,为我们开辟了一种关于对语言学进行研究的新的、更为科学的视角。文化语言学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因而对外语教学的教学方式和方法的改革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教师的理论素养、语言文化素养和教学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再论关于建立汉英文化语言学的构想

本文就作者已发表的论文《关于建立汉英文化语言学的构想》再提出一些想法：从中外语言研究的历程看汉英语言与文化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汉英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应抓住重点，拓宽范围；汉英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应注意三种情况：互相关联、互不关联、部分关联，防止研究中的主观随意性；本学科研究必须解决“多张皮”的问题，才能使学科健康地发展。

历史性的反拨:中国文化语言学

本文认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困惑是西方语言流派中科学主义思潮与汉语独特的人文性征的深刻对立。由此,作者提出,应从文化心态来加强语言学研究,即加强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重新认识汉语中的人文价值。并且,文化语言学的方法应以中国文化为参照系,向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认同,从而实现中国语言学的历史性反拨。

语言:人文科学统一的基础与纽带——《文化语言学丛书》总序

语言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它比民族的历史要长得多。在一切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中,只有语言和遗传代码是人类从祖先传给后代的两种最基本的信息。然而我们今天谈论、研究的语言又无一不是民族的语言。当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种在语言、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状态上稳定的共同体出现时,语言就深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成为民族和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吸收,都要通过语言去实现。因而语言的历史往往同文化的历史相辅而行。它就象一面色彩斑斓的镜子,摄下了民族经济、文化、心理素质各方面的特点;它又象一副隐形眼镜,规范着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规范着一种文化的深层结构。因而在人对世界、对自身的困惑、探究和理解的无穷进程中,语言占有核心的地位。正如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的特点的”,它是“打开人们心灵深处奥秘的钥匙。它是人们表达思想的至高无上的工具,是维系民族的纽带,是历史的宝库。”

说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三大流派

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我国语言学界的前辈学者,如赵元任、罗常培、王力等都有精辟的论述,尤其是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1950)虽然篇幅不长,然而讨论范围却涉及古今中外的语言与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先驱之作。可惜的是,从五十年代以来在我国,文化语言学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被一批以上海为主体的中青年学者的呐喊声所冲破,他们著书立说,大声疾呼,努力把丰富复杂的中国语言与方言同多姿多彩的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上海青年语言小组”率先举办了“语言与文化”专题讨论会,编辑出版了《青年学者论语言与文化》专集,《语文导报》杂志还专门开辟了“语言与文化”专栏,《汉语学习》也辟有“语言·文化·社会”专栏,从而造成了一种声势,影响了全国的语言学界,并引起了文化学界、社会学界和历史学界等多方面的关注,这就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对于究竟什么是“文化”,据说有多达二百多种解释,对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如何理解,各人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因而尽管不少人都在讲“文化语言学”,各人的内涵实际上相距甚远,有的甚至于是对立的。目前国内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三种主要流派?

论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中国古诗词的酒意象

帕尔默的文化语言学理论是将意象作为核心的语言文化。意象是诗歌的灵魂,意象的解读是诗歌欣赏的关键,通过具体的意象可以了解古诗词的内涵以及诗人的情感。酒在文人墨客的眼中,不仅是饮用品,更是文化的载体和精神的象征。解读中国古诗词的酒意象有利于了解和剖析酒文化的特质,以及它在中国文化内涵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山阴地名的文化语言学分析

山阴县位于山西省北部,当地人习惯把县境分为山区和川区,川区又以桑干河为界,分河北片和河南片。本文从这种分区出发,根据地名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密切关系,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首先分析了地名反映出的地形、水文及人们的居处差异,其次对三区地名命名法进行了比较,然后对地名中的特殊读音及用字加以说明,阐释了特殊地名反映出的历史文化景观,并对部分村名的语源进行了考证,最后简要分析了不同地区相互排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