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文化新业态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MATEL-ISM-MICMAC展开的实证分析

文化与数字信息技术的相互融合孕育出了丰富多样的数字文化新业态,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发展数字文化新业态是文化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客观科学地认识数字文化新业态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有助于全方位解析数字文化新业态的发展机制和创新发展路径,以促进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的实施。通过识别15个数字文化新业态发展影响因素,运用DEMATEL法分析数字文化新业态发展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采用ISM-MICMAC法分析影响因素的层级关系与驱动-依赖关系,找出数字文化新业态发展的直接影响因素、间接影响因素和根本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数字文化新业态发展以企业规模、服务创新、产品开发、人才培养、装备制造与模式创新为直接影响,以平台构建、数字化管理、资金支持与IP影响力为间接影响,以标准应用、资产禀赋、产学研协同、技术研发与政策支持为根本影响。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数字文化产业的生态系统、技术路线与价值链条思考

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数字技术的溢出效应不断应用于文化产业,在实践层面呈现出业态融合、技术点状突破、数字场景拓展等特征。但是,技术介入文化产业的路径、实现价值增值的方式等欠缺理论支撑和探讨,因此,从理论层面对文化产业和数字技术关系进行系统化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通过文献整理、理论阐述等方法,研判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数字文化产业在生态系统、技术路线、价值链和场景应用等方面的发展。为应对文化数字化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新需求和新挑战,数字文化产业应以文化数据资产化、文化产业数字化和文化空间智能化“三化融合”为主的生态体系为支撑,遵循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文化核心,以“文化赓续—文化呈现—文化传播”圈层为主的“一核三圈”技术路线,通过“创意—设计—制作—传播—体验”等环节实现生产和社会价值的重构,最终在场景应用环节促进供需两端共同发展,助力实现数字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文物文化资产会计处理的国际比较借鉴

与一般资产相比,文物文化资产具有非标准化和价值多样性等特点,导致其会计处理过程较为复杂。在国际上很多国家在文物文化资产管理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会计处理规范。文章以影响力较大的美国、体系较为完整的英国和探索较为激进的新西兰为研究对象,系统地总结了各国文物文化资产会计处理规范涉及的确认条件、计量属性和列报要求,并与我国现行规范进行了分析比较,试图为推动文物文化资产的全面、完整入账,进一步规范我国文物文化资产的会计处理方法提供一定的借鉴。

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发生

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诞生于中国社会革命意识不断膨胀之时和五卅运动激起的反帝爱国浪潮之中,诞生于上海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共同寻求救国之路的艰难抉择之中。上海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传播和运用,对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的倡行,散发着浓郁的艺术气息与革命意蕴,并与共产党人的革命主张和高尚人格一起,激发了一代青年对自由、民主、平等、正义、革命、爱情、强国梦的政治表达和强烈渴望,助推了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发生,进而推动、促成了一个革命文化运动席卷中国的“新时代”。

文化资源的资本转换:概念流变与价值实现

文化资源、文化资产、文化资本是文化资源资本转换的三个核心概念。从产业逻辑来看,文化资源资本转换的过程实际是文化资源、文化资产、文化资本三者依次不断“萃取”的过程。基于“三资一体”的资源管理观,文化资源的资本转换表现为原生态文化资源依次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的转换过程,实质是原生态文化资源价值实现并价值增值的过程。当然,文化资源资本转换价值实现的三个过程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

新政府会计制度下文物文化资产会计确认与计量研究——基于40家政府单位文物文化资产管理的调研

文物文化资产是重要的公共资源,是国家极其重要的宝贵财富,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我国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会计改革的大力推进,将文物文化资产纳入政府会计主体财务核算体系中既是新政府会计制度的要求,同时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改革。新政府会计制度已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但是文物文化资产的会计核算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在会计确认与计量方面。因此,本文结合新政府会计制度详细分析文物文化资产会计确认与计量难点,根据会计确认与计量现状探讨存在的问题,进而思考文物文化资产的会计确认与计量方法。

浅析文物文化资产政府会计核算问题

2017年,《政府会计准则》在我国正式开始实施,文物文化资产列为非流动资产的一项,成为单独的资产核算科目。然而文物文化资产作为政府资产的一部分,至今并没有专项的会计核算准则制度对其核算方法加以明确。因此,如何对文物文化资产进行会计核算才能更加科学合理,一直是广为探讨的问题。本文从文物文化资产的定义入手,分析文物文化资产在会计核算中存在的诸如历史成本信息难以取得、是否应计提折旧等难点,并从文物文化资产的分类、初始计量、折旧计提、披露等方面提出建议。初步探索文物文化资产的政府会计核算思路。

文化资产、品牌与国家联结和感知品牌全球性对品牌态度的影响研究

在品牌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态势背景下,以中国消费者对日本品牌的态度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文化资产、品牌与国家联结通过感知品牌全球性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机制,其结果表明:文化资产通过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的维度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此外,文化资产还通过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的维度正向影响感知品牌全球性,进而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上述结果在理论上推进了品牌与国家联结构念的作用机制研究;在实践上对中国领先企业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开展品牌建设具有直接的战略启示,即发展成为拥有国家级地位的强势品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品牌全球化,而国家级品牌地位的打造,可以通过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品牌的文化资产,积极促进品牌与国家的联结强度。

略论博物馆文物文化资产管理

我国博物馆的文物文化资产管理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当前,我国博物馆文物文化资产管理有几个突出问题:资产账与财务账不匹配、账实不符的现象仍然存在;缺少专业的文物文化资产管理制度;博物馆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仍待改进;博物馆资产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有待提升。未来,要加强博物馆文物文化资产核算的基础工作,改进文物文化资产的评估工作,完善文物文化资产财务管理制度,分阶段推进资产报告制度,完善博物馆文物文化资产内部控制制度,探索文物文化资产管理数字化改革新模式,逐步推行文物文化资产“云平台”管理。

文物文化资产内部控制设计

文物是文物文化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见证物,也是我国各国有博物馆实现社会功能、履行社会职责的物质基础。文物是国家重要的文物文化资产,也是博物馆开展展览、社教活动的物质基础,具有价值大、数量多、品类多等特点,管理过程中涉及部门多、环节多,有较大的管理难度,存在开展内部控制工作的工作需要,应当对其管理全过程进行制度设计,开展精细化管理,提升文物文化资产管理质量。

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探析及政策选择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推进阶段,由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要解决很多矛盾,其中包括文化产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政府和市场、意识形态与文化资产管理以及文化供给与文化消费等。在对这些矛盾有针对性的理论分析后,本文提出了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及措施。

产权视角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

目前,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稳定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存在政出多门、政企不分;国有文化资产出资人机构缺失;国有文化资产运营机构"缺位";文化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产权不清。因此,构建新型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宏观上要明晰产权主体,微观上要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分工明确、权责清晰的公司治理结构,即分别以财政部和国资委为监管主体构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分类监管体系,同时着力实现产权制度的优化,如确立国有文化资产出资人机构,建立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等。

面向文化资产证券化定价的G-Bass随机扩散预测模型研究

面向文化资产证券化定价问题,构造嵌入Gamma过程的Bass随机扩散模型(G-Bass模型),以预测文化产品的市场接受度,进而解决由于文化资产未来收益的强烈不确定性而引起的资产定价困难。论文首先给出了G-Bass随机扩散模型形式;然后,根据模型给出的资产收益的价格形式,利用新增资产收益信息,使用贝叶斯参数推断方法,对模型的参数进行更新;借助马尔科夫蒙特卡罗(MCMC)方法解决积分过程中的多重积分问题,最终可以实现资产的动态定价。本文采用中国大陆电影票房数据对该方法进行了实证效果分析,结果显示该方法具有较好的预测效果,具有可行性和适用性。本文为文化创意资产的定价提供一种新思路。

国有文化资产管理问题的成因分析及对策

当文化企事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都取得不断进展的时候,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成为了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必须认真加以研究的问题。本文从国有文化资产管理问题所处的客观条件着手,分析目前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的成就、问题和原因,并试图从政府、理论、文化二重性、出资人机构、产权、法治等角度寻求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的对策。

我国国有文化企业治理结构研究

在我国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纷纷转制为企业,文化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重要性日益提高。本文对我国国有文化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行考察,我国国有文化企业治理主要有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种手段,其中外部治理的作用和地位尤其重要。国有文化企业治理结构面临"出资人制度落实难"、"与原有体制脱钩难"、"管理方式市场化难"三大瓶颈。文章指出可通过成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开展兼并重组和加强企业内部治理的现代化、科学化措施解决国有文化企业治理结构问题,改善其经营现状。

社区文化资产建设与乡村减贫行动研究--以湖南少数民族D村社会工作项目为例

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发展主义所构建的“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话语体系,是少数民族乡村文化主体性缺失、传承意识淡薄的主要原因,导致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丧失主体性,加深了其贫困程度。“绿耕”在湖南D村利用少数民族社区优势文化资产开展社区资产建设,重拾文化自信心,凭借社区内生动力推动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治“五位一体”可持续发展。在社区文化资产建设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以“局内人”的视角理解社区文化脉络及其发展困境,从而打破发展主义“客体化”的运作逻辑,赋权社区民众,实现社区的主体性发展,并拓展城乡互助的社会资源网络,有效推进社区减贫。

文化复兴背景下的城市社区更新策略研究

文化复兴背景下,城市文化价值日益彰显。社区作为城市文化的基本载体,也必然成为实现城市文化复兴的重要场域。为实现社区层面的文化复兴,充分利用社区资产、统筹考虑发展路径以及关注社区居民精神培育的社区更新策略必不可少。因此,根据当前"文化复兴"背景下强调保护利用文化资产和重视人的发展要求,本文从社区文化资产角度切入,在对既有城市社区更新方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文化修复,社区修补"的更新策略,并选取合川草花街社区更新作为实施案例,进一步探讨文化与社区的作用机制,分析如何利用社区现有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来促进社区修补,以及如何通过社区空间网络修补、治理网络修补和社会网络修补来实现社区文化修复,以期形成较为完善的基于文化资产的城市社区更新策略,实现社区文化复兴。

文化战略视角下的文献遗产保护与活化策略

文化软实力博弈催生了文化战略的研究、制定和实施,文献遗产保护已被西方国家纳入文化战略覆盖范畴。文章立足文化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对文化战略如何影响文献遗产保护与活化策略制定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采用网络检索方式获取到22篇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地区的文化战略文本,对其中涉及文献遗产工作的相关表述进行定性的内容分析。结果表明,文化战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人文等价值维度上对文献遗产保护与活化策略制定具有目标导向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文献遗产资产化和文献遗产活化的社会化趋势。对此,提出建立跨部门的文献遗产保护事业共同体,形成行业共识,通过政策引导文献遗产供需关系健康发展等建议。

论文化地景——全球化潮流中的地景研究趋势

文化地景研究,是一门整合性与跨学科性的科学。地景建筑涉及人类整体的环境,以规划、设计、施工,合理而技巧地解决空间课题,提供人类更优质的生活环境。地景建筑专业一直以来无法定位在单一学科范畴,因为它并非只是表象的地形外貌,而是一种文化再现的形式,是文化反映的现象。通过论述地景与文化的关联、文化地景意涵、地景研究过往,以及文化遗产、历史景观与普通地景,在定量与定性的差异中,探求文化议题的地景研究与发展趋势,以期在21世纪全球化潮流中,为地景于文化性与地域性的方向中寻找定位。

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建构：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

加强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建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既是当前国家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政策要求,也是国有文化企业又快又好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的建构,以两权分离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为理论基础,具有明确的实践价值指向与学理伸展空间及重要的成果集成创新意义;同时,又以国家文化改革与发展的政策要求和现实进程为实践逻辑,具有实践意义上的逻辑自洽性。解决"文资办"的定位及相关监管部门的职能划分两大核心问题,需要遵循"模仿"和"自主"两种技术路线,这将是建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