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学术思想中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从乡土中国到转型中国的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探索

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交相辉映。无论是“差序格局”“志在富民”“文化自觉”这些经典概念,抑或是学术生涯晚期对“心态”的关注,费孝通始终基于本乡本土的立场来思考中国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应当如何实现现代化。同时,他也特别关心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人历史传统和家庭人伦的冲击。梳理费孝通不同学术阶段中内隐的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从他思考的层次、方向和力度中汲取营养,可以为当下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人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相关讨论提供新的启发。

中国城乡关系的理想类型——基于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探索

人类学往往将村落作为研究中国的基本单位,却忽视了城市也是文明载体的重要形式之一。本文回顾中国城市从古代到现代历史发展进程,认为古代城市虽几经变迁,其背后的城市宇宙观保持不变,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儒家文化,其实质是人、神、自然相互融入的思维。在体现融入思维的儒家文化统合下,城市与乡村相互联系,互惠互补;然而,东西方文化的再次接触,这种思维被西方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所取代。与此同时,受到世界市场的冲击,城乡逐渐发展出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一关系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迫切诉求中得到加强,并塑造了城乡二元结构。本文希望借鉴传统中国的融入思维,对理想中国下的理想城乡做出憧憬,为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做出指导。

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重塑——人工智能时代来临的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观察

在人类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文化与文明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分野与融合,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支配领域,也有彼此共同性的转化空间,因此就需要在这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既相互区分又相互联系的理解机制,而不是任由两种概念不分彼此的混淆。人类发展史中,文明自身所具有的否定性价值可谓是真正带动人类生活不断向前的动力所在,它促动着文明自身的跃升,从而构造出一种作为阶梯等级的文明模式结构,人类的文明相对于人类文化存在而言显然是在不断地阶梯性地向上攀升。相比于文明的躁动性特征,文化有着自身的静谧性,文化与文明这二者间都在发挥着各自对人的生活追求美好理想的方向性塑造作用。面对扑面而来的人工智能时代,从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视角去考察,我们的文化应承担着一种不断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重塑的新责任。

迈向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一种面向于世界未来的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探索

面对世界性的文化转型,不同的文化借由各美其美转换到了文化自觉的自我意识上。文化的一和多的问题意识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新关注。这就需要有一种面向各自文化自觉存在的和而不同的价值共存。由此,一种迈向文化转型的人类学成为当下及未来的新发展趋势,成为多样性和共同性同时存在的大背景,并要求我们从各种变化中看到文化交流中的和而不同价值的智慧性存在。人类学需要在差异性共存中寻找自身在未来世界发展中的新定位,在文化交往、交流和交融中看到一种实践性意义上的文化共同性意识的养成。中国人类学需要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现其自身可能拥有的那种构建不同文化和谐相处的文化智慧的存在,并借此智慧性的价值而真正贡献于全人类在未来的共同性发展。

门与墙:一种合作的而非分离的文化转型人类学

人类学需要走出一种围墙的界限,需要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知识交流与合作。知识相互间的分离,也可以说是一种之前文化分离观念的自然养成,由此而要去反思曾经社区的、区域的以及模式的文化研究之缺陷和不足。人的精神是相通的,观念之间不会因为围墙和大门关闭而不发生沟通。人类学未来的希望则在于一种跨出边界的合作人类学的成长。

人类学与文化转型——对分离技术的逃避与“在一起”哲学的回归

伴随着权力支配方式转变,文化形态亦在发生着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它意味着一种跟各文化相关联在一起的转型人类学的出现。这是以自我的文化体验为判准的一种文化内生的人类学,它的基础在于去深度考察那些为西方现代理性所切断联系的文化的逐步恢复与重塑。一种文化的转变需要人们认识到人不再是一种功能论式的理性的再生产模式的造物,它还是一种能动的自我的生成机制,它为激情留有足够的空间,并使之与理性有了一种最为完美的结合:那就是告别单纯的反思,直面多样性的文化的表达,并在欣赏和培育文化情调中去拒绝一种无中生有的批评与嘲讽。文化是促推社会凝聚的黏合剂。文化的不转变,只能意味着文化自身的"化石化"。作为社会之灵的文化,其存在大多是隐而不显的。文化若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文化也便难于成为其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