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融合论的文化转型论批判——兼评张岱年、方克立的“综合创新”文化观

中国的文化转型并非如文化融合论 (以及综合创新论 )所理解的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要正确理解中国的文化转型 ,必须确立文化形态的观念 ;文化形态理论认为 ,中国的文化转型是由传统的农业文化向近代工业文化的转型。

费孝通学术思想中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从乡土中国到转型中国的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探索

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交相辉映。无论是“差序格局”“志在富民”“文化自觉”这些经典概念,抑或是学术生涯晚期对“心态”的关注,费孝通始终基于本乡本土的立场来思考中国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应当如何实现现代化。同时,他也特别关心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人历史传统和家庭人伦的冲击。梳理费孝通不同学术阶段中内隐的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从他思考的层次、方向和力度中汲取营养,可以为当下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人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相关讨论提供新的启发。

从乡土中国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迈向一种文化转型视角的差异性共在

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与改变,可以基于一种内外关系的结构性改变而做一种细致的考察。这种改变有着其自身的内力和外部压力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内力的作用来自于作为原点参照的乡土中国长期模式的存在,在其背后有着一种文化理解意义上的根基于土地束缚的存在,但这种束缚却并非一种所谓超稳定结构的存在,而是有着其自身自我适应性的结构性调整,通过迫不得已离开土地的选择而实现生计依赖上的自我转变和适应。这里会真实面对一种乡土中国其自身所固有的封闭与开放的循环,并通过多元一体的动态模式实现其自身多样性和一体性之间的平衡。由现代性冲击所带来的中国转变,要求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上从一种创造性转化的意义中去构建追求一体性存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便要求一种基于文化转型的策略性应对,这同时也将是文化、艺术以及遗产之类的存在向度重新回归于大众社会实际生活中的一种自我转向。

文化转型视角下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变革:取向与形式

文化转型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使生存安全得到保障,就会引发文化转型,从生存价值观转向自我表现价值观。20世纪70年代英国进入了文化转型阶段,英国学校价值教育开始转向“后物质主义”,其取向与形式出现三种与文化转型相应的变革趋势:从一元化到多元化;从追求生存安全到增进幸福感;从培养消极公民到培养积极公民。在文化转型的视角下观察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变革有助于理解文化转型与价值教育变迁之间的关系和价值生成条件,这对于文化转型已经初见端倪的中国来说,可以在文化转型下的学校价值教育变革策略、提高价值教育有效性等方面提供参考。

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重塑——人工智能时代来临的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观察

在人类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文化与文明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分野与融合,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支配领域,也有彼此共同性的转化空间,因此就需要在这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既相互区分又相互联系的理解机制,而不是任由两种概念不分彼此的混淆。人类发展史中,文明自身所具有的否定性价值可谓是真正带动人类生活不断向前的动力所在,它促动着文明自身的跃升,从而构造出一种作为阶梯等级的文明模式结构,人类的文明相对于人类文化存在而言显然是在不断地阶梯性地向上攀升。相比于文明的躁动性特征,文化有着自身的静谧性,文化与文明这二者间都在发挥着各自对人的生活追求美好理想的方向性塑造作用。面对扑面而来的人工智能时代,从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视角去考察,我们的文化应承担着一种不断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重塑的新责任。

精神自觉:文化转型下中国人自我困境的突破

人类个体作为一个具有精神追求的自我意识生命,不能仅仅依赖于生物功能、社会关系来界定自我,也不能只有宗教的精神性路径。代表古今中外人类文明最先进的精神性内容,应该体现在大部分社会成员的个体自我成长中。否则社会就会变成丛林,人种就会退化。因此,在文化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人要传承人类最优秀的文明成果,以精神自觉为突破,解决个人自我发展的困境。

明清之际文化转型中的经世实学——兼谈《虚实之辨:颜元的问题意识及其哲学展开》一书的新探索

17世纪中叶,亦即通常所说的明清之际,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李颙、傅山、颜元等一大批极富批判个性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古代后期封建宗法社会君权政治及其思想意识形态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与重构,开启了封建文化内部的自我批判与时代转型。颜元实学思想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唯物辩证法意蕴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转型的动力看,近代以来中国对现代性文化的需要,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动力。从转型的方向看,发展葆有中华民族文化特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文化是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明确的。从转型的过程看,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经由历史的中国文化否定之否定而形成。从转型的方式看,“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对立统一规律的深刻把握。从转型的原则看,坚持和巩固中国文化主体性,防止文化转型走向极端,是对质量互变规律适度原则的坚持。唯物辩证法视角的审视为深度理解把握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提供了科学方法。

自觉意识下乡村振兴的维度——一种理解农民生活基础的文化转型人类学

在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存在有其自身的复杂性与简单性,所谓乡村问题是旧问题和新问题的相互叠加,由此带来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变,同时引发自觉意识下的文化转变。乡村的文化转型不会独自发生,有某种物质上、制度上的先行转变,才可能有真正凝缩性的、或固化了的文化意义的生成,以及新的价值观念的创造。乡村以两个面向而存在:其一是以土地作为根基的乡村,其二是作为文化而存在的乡村,两者交互作用,彼此依赖。对我们而言,必须要注意到乡土文化这一维度所发生变化的那些部分,同时也要注意到那些没有改变的、持久性地作为文化硬核而存在的部分。城乡之间的分界正在被打破,基于城乡融合关系走向的城乡之间会更加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在城乡之间的乡村存在日益成为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场景。乡村不是一种孤立性的存在,而是处在城乡之间、乡村和城市之间在文化与社会功能上都有着一种彼此勾连的一体性。因此,我们便要注意到在文化约束下乡村形貌的根基性差异。在中国乡村的根底里有一种受到土地所束缚的乡土性存在,而西方世界则一直试图从土地之中脱离出来,转而成为受到十字架所束缚的那种共同体的存在。我们因此也需要注意到在转型的语境之下,中国乡村的独特性存在如何转而成为了现代知识得以创造的试验场。对乡村问题的研究,不论是“外来者言”,还是“自说自话”者,都可能会走上极端,即会偏离于“处在文化之中的乡村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个中心点。只有取法乎其中,或许才可能得到这个问题的适恰理解,即尝试着用乡村去理解乡村,回归于乡村生活本体。

城乡一体化下社会工作介入村改居社区老人文化转型的路径探析——基于S市D社区

“村改居”社区是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社区转型必然会带动文化转型。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变化不仅意味着其身份的改变,同时还会给老人带来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的变化,势必会给老人在心理上造成冲击。本文以D社区为例,分析其在文化转型中的困境,结合社会工作方法,为社会工作介入村改居文化转型的路径提出建议,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村改居老人个体心理不适,为其适应文化转型创造更好的条件。

文化转型与非遗传承:兼对非遗历史性、社会性和生活性的思考

非遗的文化转型,特指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非遗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适应性变革,如价值观念更新、传承方式变革、功能定位转变等问题。这种适应性变革旨在传承并活化非遗,在这一过程中非遗传承队伍的接续面临着新转变和新挑战,非遗传承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表达呈现出复杂而多维的特征,对传统的敬畏之心也愈发成为非遗传承有效、可持续的重要保障。深入理解文化转型中非遗的传承,需要对非遗的历史性、社会性和生活性进行解析,以此凸显非遗传承对历史文脉的赓续以及在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明晰非遗传承尊重传统、鼓励创新、密切关注社会与生活需求的未来指向。

村落共同体的传承及其文化转型--基于冀中平原一医神庙宇形态变迁的田野考察

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逐步加速的背景下,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出现重大变局,乡村文化同时面临着挑战与机遇。促进乡村文化的发展与转型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要义。冀中平原师素村的个案展示了一个对所持文化传统有强烈觉知意识的村落共同体,积极进行文化传承及转型以凝聚共同力量谋求自身发展的实践历程。通过分析发现,村落共同体实践乡村文化传承与转型的内在影响要素主要有三个方面:村落共同体的文化自觉是践行乡村文化传承与转型的前提;乡村文化是否契合村落共同体的生存发展需求,是乡村文化传承与转型的关键;乡村精英引领下的村落共同体是乡村文化传承与转型实践的主体。基于此,充分发挥村落共同体在乡村传承与转型中的主体性作用是促进乡村文化良性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有利于推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当代语境下文化转型的内涵、逻辑与价值

文化转型是检视人类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尺度,与制度创新、经济转轨相互作用,表现为经济形式、政治基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转变。当代语境下的文化转型集中体现为文化范式的转变、文化生态的演变、文化心理的嬗变等方面。之所以形成以上认识,在于文化转型彰显了文化演进的理论必然性,见证了文化变迁的历史必然性,体现了文化建设的实践必然性。这就要求文化转型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文化领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确保政治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运用系统、辩证和创新思维以及健全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以确保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重塑文化主体性并协调技术与人文以确保传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文化转型研究

乡村治理文化转型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标志,是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支撑,是开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环节。在迈向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治理文化是乡村文化发展的灵魂。乡村治理文化的深度转型需要乡村治理理念和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从语言文化转型看景哈阿卡话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景哈阿卡话为研究个案,主要从语言结构、语言使用、口传文化、生活习俗以及谱系与历法等方面,分析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现景哈哈尼族阿卡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他们的语言文化的方方面面,并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此外,本文还分析了语言文化在共同体背景下出现的各种转型,认为这种转型由中华民族共同体决定的,是社会进步的反映。

文化转型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嬗变

本文用“文化转型”理论研究考察文化与文论的双边互动关系,提出了文化传承与文论嬗变的延续、断裂与增生现象,对诸如“累积进化文学史观”“中国文学批评史分期”等理论观点进行了质疑与辨析,多为“自家凿破此片田地”(严羽语)之新意独见,可为当下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重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论话语提供参考与启示。

论汤一介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内在机制的思考

汤一介先生从总体性的视角审视中国文化,认为文化的发展分为“认同”与“离异”两个阶段,基于此对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以及五四运动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转型时期进行了剖析。汤一介先生认为必须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推动文化发展的合力。应当以中道的观点对待三种不同的文化阵营,对其优点和不足进行综合考量,文化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而言,文化的双向选择是彼此之间融合的前提,它存在文化的异地发展和文化的单向流向两种方式,在此过程中应该强调“送出去”同样重要。

《当代台湾政治文化转型探源》作者李振广简介

李振广,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教授,法学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长城学者;兼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十届理事会理事、国务院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台湾问题。著有《当代台湾政治文化转型探源》(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缘起与演进》(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译有《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商务印书馆,2006)。

《当代台湾政治文化转型探源》著作简介

《当代台湾政治文化转型探源》由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李振广博士独著。一、著作主要内容中国台湾地区是东亚现代化发展模式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政治文化转型是当代台湾地区社会中政治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从侧面反映了台湾地区社会与政治的发展状况,是研究当代台湾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本书通过探讨推动当代台湾地区政治文化转型的根源和主要因素,旨在分析在现代化进程中当代台湾地区的政治文化从传统臣民文化转型为参与者政治文化的主要基础与动力,对于研究和展望地区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农居花巷--华亭镇连俊村的文化转型与地域重塑

位于华亭镇北部的连俊村,地处嘉定区的腹地,与毛桥村、唐行村、娄塘和双塘村接壤,村域面积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468亩。作为嘉定农村地区,连俊村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红色文化资源而受到关注。一、文化转型与地域重塑(一)文化IP与现代文旅融合,连俊村的发展引擎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连俊村所在地区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连俊村将文化IP与现代文旅消费业态有机结合,通过深入研究在地文化及目标群体的需求,确定了多种适应性强、市场潜力大的业态主题:简约度假、乡村美食、地方文俗、文创经济、连俊文化、产业科普、主题研学、故事艺演等。制定相应的开发策略,构建项目的演进逻辑。规划情境商业街和娱乐住宿主题,以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