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边疆视域下的儒家教化略论

地理边疆、政治边疆与文化边疆三者在内涵上有明确差异,但在外延上有较大重叠,其中文化边疆有其独特的重要价值。文化边疆视域下的儒家教化实践有二:一是通过国民教育坚守文化防线;二是通过文化交流拓展文化边疆。文化边疆视域下儒家教化困境的成因主要为现代中华文明的气质形象尚不清晰和文化疆界处的激烈争夺。通过打造强大的文化中心、继承和创新礼乐文化、推进“天下大同”的儒家文化理念,有望更好地拓展文化边疆。

文化边疆: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维护的发展性取向

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安全疆域的非地域化、模糊化、扩大化和网络化,使国家安全基本内涵和存在的客观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文化边疆逐步凸显出来,成为国家安全新的着眼点。同传统地理边疆相比,文化边疆具有自身的内涵和特点。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文化边疆安全的维护,必须在确立文化边疆观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具有中国因素的国际认同文化,构筑科学的国家文化安全管理机制,实施国家文化产业战略,以维护国家文化边疆安全。

文化边疆观的构建及其运用--《王者无外:中国王朝治边法律史》述评

中国边疆法学研究长期以来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有较为丰富的个案研究却无系统的治边史梳理;二是缺少符合中国法律特征的理论范式,以至于无法正确辨识中国古代边疆法律。《王者无外:中国王朝治边法律史》一书对这两大难题予以了回应。该书紧扣文化边疆观展开,创造性地将文化边疆观引入边疆法学研究中,采取大历史观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治边法律史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为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治边的总体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为边疆法学研究的展开和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理论建构与材料分析的双重贡献,该书在学术研究,抑或法治实践中都具有重要价值,可被视作边疆法学领域的基础性文献。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边疆”

"边疆"在全球化的流动性中面临着认识论上的转变,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可以看到有关空间想象的创新探索。实体边疆概念在面对人与文化的跨境流动之时受到消解,"边疆"不再是边缘意象,而是作为文化上的"中间地带"被建构出来。"文化边疆"体现的正是不同主体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中间"意象。"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对"文化边疆"的探讨,呈现出文化隐喻同实体空间互动的新的研究路径,为边疆研究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文化边疆理论

疆,乃界,一种为有形之界,可以进行直观感受,如陆疆,海疆等。另一种乃无形的界,无法直观感受但确实是界限分明,如本文探讨的"文化边疆"理论。所谓文化边疆,即是从意识形态视域来研究边疆问题,文化边疆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屏障。从现实需要来看,文化边疆是维护国家主权所必须捍卫的核心价值观;它的重要性是能够对经济社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对国家长治久安、稳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文化边疆”视域下边疆地区文化安全研究

全球化时代,文化的跨国界流动引发的文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文化边疆”的意蕴逐渐显现,并成为国家安全的新维度。而传统的实体边疆作为多民族地区,面临着内部文化认同的张力和外部多元异质文化渗透的多重挑战,是国家文化安全的脆弱环节,也是“文化边疆”的薄弱地带。在此背景下,“文化边疆”与边疆文化安全有着高度同一性,保护“文化边疆”就必须从文化安全薄弱的边疆地区入手,而边疆文化安全的建构也巩固和延伸了“文化边疆”的界限。新形势下注重新形态边疆安全,要正本清源扫除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加强文化安全教育提高各族群众抵御文化侵蚀的能力。同时也要注重固本培元,强化文化戍边的功能,增强边疆各族群众的文化认同,培育文化自觉自信。

从“草根全球化”到“文化边疆”的建构--基于瑞丽市外籍学生跨境学习的调查

"文化边疆"不是领土边疆概念的延展,而是对空间想象的研究探索。全球化的"流动"正在边疆地区发生,人类学家试图以民族志的形式来描绘全球化背景下边疆地区的变迁图景。瑞丽市外籍学生的跨境学习现象,呈现出"草根全球化"的个案,通过"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得以展现全球化的多样性。跨境实践的情境中,边疆地区正呈现出其空间性与社会性。作为空间实践主体的外籍学生,在实践自身策略的同时也参与到"文化边疆"的建构之中。他们自身同样受到边疆地区社会文化的"形塑"。全球化语境中,边疆不再是地理的"边缘",跨境实践中的边疆地区正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文化边疆"成为了文化的"中间地带"。

以文化之名:民国时期政学两界对“中国式边疆”现代化的思考

民国时期政学两界对“边疆”的界定除了基于政治与地理意义外,更多考察其“文化”元素,普遍认为如不从“文化”着眼,无法道尽“边疆的涵义”。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边疆”,形成了“中国边疆”独特的“边疆性”,由此中国边政内涵也极为丰富。“边疆性”之形成,既然主要来自“文化”因素,那么边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消除“边疆性”,让其失去“文化上的意义”。所谓“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消除“边疆性”并非抹杀文化,而是通过发展经济和增进认同,按李安宅的观点,就是要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区域分工”,也就是要实现边疆现代化及其与内地的一体化。

“美”的对流:汉代边疆文化风景

汉代边疆作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空间,不同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与交融。除了物质交易、技术传播之外,精神文化层面的双向交流或许也可以称为“对流”,影响了“胡”“汉”双方的生活和艺术。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于可以产生美感的文化存在的共同追求,促成了汉代不同民族文化“对流”的实现。通过丝绸之路,中原的“采缯”向西传布,西域的“采罽”东输,也满足了内地的消费需求。除“胡乐”影响中土艺术生活之外,中原“音乐”也传入胡地。一方面汉地女子以其包括美容方式的妆饰,通过“和亲”及其他跨民族情爱和婚姻关系沟通了不同民族的情感;另一方面,“胡粉”和西域“异香”也传入中原,美化了汉地社会生活。趋于共同的美学追求,使得民族关系亲近融合,成就了多彩的汉文化。

中国传统边疆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及当代价值

“和合”思想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身具多种特性的边疆文化也一直将“和合”思想作为自身文化基石。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面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中国需要一种普遍熟知更为宏大的思想进行审视和分析,而“和合”思想就具备这一特质。因此,研究和弘扬边疆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秦汉帝国边疆文化交融与疆域治理

秦汉时期是中国版图大幅扩张、疆域治理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时期。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统一度量衡、车同轨,奠定大一统格局。随后汉武帝加强边疆开发,设置四郡,修筑长城,经略西域,大大拓展了秦汉帝国的疆域。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支撑下,秦汉帝国加快了边疆地区的开发步伐,推动了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形成了多元一体的边疆文化格局。同时,为适应统治需要,秦汉帝国在边疆地区实施了一系列行政、军事、经济、文化等治理措施,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疆域治理模式。文章拟对秦汉帝国边疆文化交融与疆域治理模式进行阐述,以期总结历史经验,为新时代背景下的疆域治理提供历史借鉴。

西双版纳傣族佛寺教育世俗化与边疆文化安全

傣族佛寺教育是傣族传统的教育手段,对于傣族民族文化传承和民族精神的塑造有着重要作用,而地处边疆地区的傣族民族文化的发展又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以往对傣族文化研究多关注南传佛教文化、傣族民族教育以及西南边疆文化安全,多涉及宗教渗透,但这些社会现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具有内在逻辑关联,南传佛教佛寺教育通过自身桥梁纽带作用把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以南传佛教文化为核心的傣族文化统一体。近年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社会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使得傣族佛寺教育出现了世俗化现象,佛寺教育发展呈现出与世俗教育分离、去超验性(祛魅化)和私人化的特点,解构着傣族群体的传统观念,为异质文化元素的进入提供了契机,从而影响了西南边疆傣族地区的文化安全。

二十五史中的海外民族史志与中国的文化边疆、政治边疆

在二十五史中,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开创了较为系统记载海外民族历史文化的先河,使我们看到中国在海外形成的文化边疆和政治边疆。中国的文化边疆就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所及的地方,是通过物质流动、民族民间人员的互访、民族之间官方的交往方式建构起来的,其特点是文化边疆不具有主权性质,不需要国家武装力量保护,其一旦形成具有很大的稳定性;政治边疆是通过政治集团的政治活动建立起来的,必须有政治领属关系,空间上政治边疆与主权实体边疆在地缘上是相连或者相近的,时间上政治边疆虽然很早就存在,但是在唐代和元明两代及清代中期以前特别突出,所以政治边疆具有不稳定性。

边疆文化与关中文化交流的别样书写——红柯小说《少女萨吾尔登》与《生命树》

红柯在小说《少女萨吾尔登》与《生命树》中表达了自己对边疆文化和关中文化的独特思考。红柯认为两种文化只有相互交流才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的多元化与多样性。通过对小说的解读,进而分析红柯笔下的边疆文化与关中文化的具体特征,以发现两个文化子系统通过什么方式相互影响并进行交流。

中国边疆治理中的文化建设论纲

边疆地区文化建设的中华民族主权国家范畴,决定了中华文化在边疆治理中的社会资本价值。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国家文化建设,在确认边疆居民国民权益的同时,国家意象也被深植于边疆社会。边疆治理中的文化建设,在理论上须准确把握部分与整体、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关系,完整彰显中华文化的现代国家文化特征。在行动上须形成纵横联动、协同共治的政党、国家、政府、社会全方位参与的文化建设体系。在关键节点上须形成对内整合、对外辐射的文化治理机制。如此方能体现国家文化边疆的软权力功能与治理价值。

我国边疆文化治理的挑战及其应对

边疆文化治理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主体,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边疆文化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是推进边疆文化持续繁荣的过程。由于历史、地理及政策的原因,我国边疆文化治理面临文化自信不足、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滞后、外部势力渗透、中华文化认同度有待提高等挑战,因此着力于增强边疆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促进教育文化事业均衡发展和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等,是边疆文化治理的紧迫任务。

边疆文化构建与边疆治理

随着国家实施沿边开发开放战略,边疆地区依靠自身的优势和特色,逐渐成为经贸活跃、文化交融的"热点"地区。在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进的今天,边疆不再是传统军事安全层面上的单纯的政治边疆、国防边疆,它已成为国家全方位开发开放的前沿。在保证边疆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前提下,消除威胁边疆社会发展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隐患,整合各种统制机制治理好边疆,从边疆文化的构建入手,通过边疆文化的社会功能,探索治理边疆、稳定边疆、繁荣边疆的途径,从而使边疆地区得到长久而稳定的繁荣发展。

基于文化共同体的李安宅边疆思想研究

文化共同体作为“共同体”思想的组成部分,旨在实现文化的统一性。“君子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人类学“和”的价值理念,这是李安宅对待不同民族文化的基本立场,也是其文化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渊源。李安宅在“整个国家福利”的系统下,以“统一中有个别适应,个别中有一致福利”为原则,将边疆定义为“与内地文化有一点不同”的区域,提出了以“文化程度”界定边疆,以“文化种类”区分边疆的主张。基于边疆建设的思考,李安宅进一步从语言的魔力、文化的相对性、文化的尊重、“复异中有统一”及“统一中有复异”等维度丰富了文化共同体思想。研究文化共同体视阈下的李安宅边疆思想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边疆文化内涵中的民族精神,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融合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重释《北方的河》的边疆叙事动力兼及张承志文化身份的选择

最近30年来关于《北方的河》的文本解读不断强调和固化着黄河意象,这一"经典化"的"黄河想象"主要由中华民族复兴、文化寻根热潮、民族国家认同等时代语境所推动,而被评论界几近遗忘的额尔齐斯河不仅是作品中大河谱系的真正起源,而且以最为活跃和频繁的出场成为主人公的自我指代。《北方的河》呈现出张承志游走于北京与边疆双重身份之间的矛盾和过渡心态,其新疆题材的创作正折射出其文化身份认同的渐变轨迹。

黑龙江“边疆文化大省”建设的难点与对策

当前,在黑龙江边疆文化大省建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文化整体滞后与部分文化精神超前,深层文化精神、社会心态的"集体无意识"等阻碍创建的观念。鉴于此,只有解决好经济发展与文化精神的不平衡,文化精神支撑力度不足、不够等难点问题,才可能拓深、加快、加大边疆文化大省建设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