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视域下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情感演化研究——以《新青年》杂志为例

文章从数字人文视角出发,以《新青年》杂志为例,分析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情感演化历程及外部动因,为研究特定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文化格局的演变提供研究思路与案例支持。基于已有的分类框架,本研究将《新青年》杂志1915—1922年所刊发的文章划分为“政治文化”“哲学思潮”“社会教育”“语言文学”共4个类目,对每个类目的文章内容进行统计和分析,获取了文章作者、发文时间、主题词、涉及人物等基本数据以及文章的情感极性和强度。然后分别对每个类目所涉人物进行聚类,并从群体(类目总体情感演化)和个体(代表性人物的跨类目比较)两个角度分析了五四运动前后人物情感演化过程及特征。最后,结合文章主题和具体历史事件探讨了人物情感演化的外部动因,从而对该历史时期的人文风貌及社会变迁进行客观呈现。

中国传统冰雪运动文化的时代价值

为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全面发展冬季运动,采用文献资料法、观察法、访谈法等方法,总结了我国传统冰雪运动文化的基本内涵,分析了新时代发展传统冰雪运动文化的重要价值。提出在增强文化自信、保障文化安全、繁荣体育史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提升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的文化内涵、增进民族团结与文化交流、丰富世界冬季运动文化方面下功夫,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建设提供民族文化力量。

钱季寅与中医文化运动:关于民国时期“中医文化”概念的讨论

“中医文化”并非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传统概念,它是20世纪随着“文明”和“文化”概念传入中国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新概念。通过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一场文化事件——“中医文化运动”,分析钱季寅在主持中医书局短短几年时间里,为推进中医文化建设而制定的策略和使用的方法,由此探讨近代中国学界对“中医文化”的不同认知、中医界宣传中医文化的方法,以及“中医文化”与中医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协同理论视域下专业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水平提升思考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分析提升专业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水平的价值、现实情况,并提出提升路径。价值:提高运动员竞技能力,促进运动员可持续发展,塑造运动员正确价值观。现实情况:目标协同有待提升,资源协同亟须优化,组织协同有待完善。提升路径:建立目标协同,明确人才培养方向;形成资源协同,双方优势互补;构建组织协同,形成统一管理。

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运动(下)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之时,适逢新文化运动初兴,学会成员的理念与新文化运动高度吻合,于是很快转为专做文化运动的团体,利用其组织能量,使得新文化运动在各地迅速发展。其文化事业促使思想启蒙由青年学生向着城乡劳动平民推广普及,其社会事业则推动人与社会的改造。少年中国学会构成从《新青年》前期的新思潮转向五四后社会性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使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属性逐渐清晰。但在新文化运动亟于从社会运动演进为政治革命的关键时刻,学会内部的主义之争以及王光祈等人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截然对立的观念,导致无形解体,未能实现组织的整体转向,完成历史全程。经过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优秀青年,则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路展开——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与民国文史研究转型

陆侃如、冯沅君写作《中国诗史》,深受民国学术风气熏染。其书在文献考据层面,认夏代以前为不可知,全盘接受了胡适一派的疑古思潮。在诗史架构层面,则颇自出手眼:把“诗”的范围扩充至多数韵文,论证各时代主流体裁如何环环衍生,使得叙述更加系统化;以白话、文言迭相起伏贯穿全史,但不与体裁更替强行牵合,使得叙述更加弹性化。这两层面表现,均属新文化运动促成的文史研究转型之产物。前者当时已遭遇挑战,后者却代表着新文化立场介入文学史书写的另一方案,值得长久与之对话。

《学衡》与“新文化派”的缠斗

《学衡》诸将向新文化派炮火全开之时,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过,而且以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诸人,对新文化运动的取向并不认同,行动上也比较疏离,很少正面回应《学衡》的挑衅。从《学衡》前的各自为战,到《学衡》的正面进攻,再到《学衡》之外的全面攻防,吴宓等人始终缠斗不已,源于哈佛与哥伦比亚两校留美学生的宿怨。其痛批的要点不在新旧之争,而是如何才能融贯会通中西新旧,创新文化。不认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并不等于反对新文化,所以时论仍然视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异调。

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运动(上)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之时,适逢新文化运动初兴,学会成员的理念与新文化运动高度吻合,于是很快转为专做文化运动的团体,利用其组织能量,使得新文化运动在各地迅速发展。其文化事业促使思想启蒙由青年学生向着城乡劳动平民推广普及,其社会事业则推动人与社会的改造。少年中国学会构成从《新青年》前期的新思潮转向五四后社会性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使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属性逐渐清晰。但在新文化运动亟于从社会运动演进为政治革命的关键时刻,学会内部的主义之争以及王光祈等人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截然对立的观念,导致无形解体,未能实现组织的整体转向,完成历史全程。经过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优秀青年,则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双重身份视域下的陈独秀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7年陈独秀成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身份给陈独秀带来了新的资源。首先,陈独秀能够以北京大学同人为基础组建《新青年》杂志的核心编辑与作者。其次,陈独秀的个人影响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成为时人眼中的新文化“钜子”。但在新文化运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新旧冲突加剧的情况下,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与思想领袖双重身份之间发生了冲突。面对北洋政府的压力,蔡元培通过解除陈独秀的官方身份作为回应。官方身份的解除加速了陈独秀由思想领袖向革命领袖的转变,其个人身份的转换也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新文化运动的漫延及局限——以《新人》与少年中国学会的调查为视角

五四后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迅速漫延,仅仅一年时间,就遭遇主旨不明,做法各异,方面偏倚等问题,引发诸多质疑和批评。为了了解实情,设法改进,《新人》杂志和少年中国学会等机构有组织地对全国大部分地方(缺湖北、贵州、广西)新文化运动的实况进行调查,以打破“新文化派”对“新文化运动”的专擅和垄断,开辟别样进路。调查结果显示,河南、湖南、浙江三省的情况令人鼓舞,山东、安徽、四川有所起色,其余地方,包括京沪,却未可乐观。而主要的积极体现,就在于出版物的增加和传播。消极的弊端,则包括运动集中于城市和知识界,缺少学理性,未能普及全社会和各层面,高压之下学生群体涣散以及新偶像的出现。如何突破浮泛浅薄的瓶颈,成为新文化运动能够深入持久的关键所在。

打孔家店与“思想界底医生”——新文化运动时期顾颉刚的孔子研究述评

新文化运动时期顾颉刚的孔子研究摒弃骂来骂去的浮浅之论,梳理辨析事实,挖掘思想的根脉。顾颉刚打破汉儒对孔子所做的各种附会,着力戳穿汉儒道统说,其打破奴隶思维,解放理性,灌注科学精神的行为,本身就是思想革命的一部分。从大的方面讲,顾颉刚打倒了消极的传统,建立了积极而富有时代特质的学问路径。顾颉刚可称之为“思想界底医生”。

李大钊的思想嬗变及其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

李大钊的思想嬗变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青少年时期他接受过传统科举训练与近代新式学堂教育,在探索救国出路的过程中十分推崇“立宪治国”思想。在新文化运动早中期,他对孔子所代表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进行了深刻批判,倡导“国民性改造”,不过传统文化思想一直是其思想的底色。新文化运动后期,他转而服膺马克思主义,在借助传统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给予传统文化新的阐释,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李大钊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韧性及其蕴含的时代价值,为新时代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重要借鉴。

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学术期刊的版式变革与选择

新文化运动兴起,西学东渐之势日益显著,横排抑或直排成为汉语出版版式选择绕不开的话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相较于报纸、图书,学术期刊横排比例相对较高。其中,从学科来看,自然科学类学术期刊横排比例较高,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横排比例较低;而大学、学/协会以及其他学术机构等不同单位主办的学术期刊选择横排或竖排版式各有不同。学术期刊版式选择既反映了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对中西方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的不同态度,也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公式、算式、图表、西文字母等内容信息,促进学术传播与交流,融入国际学术界。实践证明,版式变革既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融合,也有利于科学思维的培养与普及。

“国潮”概念史:走向文化繁荣的历史演进

在概念史的学术视野下,与“国潮”相关的概念构成了一个概念体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分别出现了“中国潮”“中国风”“国风”“国潮”“国货潮”“国潮风”等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和前提。习近平文化思想将“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的文化使命。“国潮”的概念内核则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此,其未来之发展应强化概念建构,完善系统的学术搭建;以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现代化”为主体方向,探索“国潮”的模式化发展。

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群体惯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布迪厄的惯习理论为考察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可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新文化运动中,脱胎于传统士大夫的知识分子群体既保留了“士志于道”“以天下为己任”“经世致用”“道德理想主义”等传统惯习,又在激烈的东西方思想文化碰撞中发生了从“拟古思维”到“革命话语”、从“四民之首”到“劳工神圣”,以及从“依附人格”到“独立人格”的惯习变迁。知识分子的这种群体惯习,为新文化运动既打破传统文化僵化的躯壳又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提供了可能,也为唤醒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迷思提供了航标,更为选择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文化心理条件。

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发生

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诞生于中国社会革命意识不断膨胀之时和五卅运动激起的反帝爱国浪潮之中,诞生于上海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共同寻求救国之路的艰难抉择之中。上海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传播和运用,对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的倡行,散发着浓郁的艺术气息与革命意蕴,并与共产党人的革命主张和高尚人格一起,激发了一代青年对自由、民主、平等、正义、革命、爱情、强国梦的政治表达和强烈渴望,助推了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发生,进而推动、促成了一个革命文化运动席卷中国的“新时代”。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新子学”如何可能(下)——“新子学”的定位及其与文化运动的比较

从学理上讲,遵循中国传统哲学“更新再始”之思维逻辑所提出的“新子学”,应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呼应时代精神的思想目标,这构成其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类似唐代古文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文化运动的类本质,同时成为“新子学”何以可能的普遍必然性之所在。考察唐代古文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所以兴起的直接原因都是“世之弊”,但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思想目标则都是对“天下一体”“天下为公”的自觉和追寻,都是顺应其时代精神的呼唤而出现。故此,“新子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当定位在孔子所论“富之”“教之”的社会发展阶段,应朝着构建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

从反文化到文化同化:日本大麻管制政策演变的历程与启示

全球大麻政策呈现出割裂的态势,欧美国家倡导的“合法化”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忽视也难以阻却的趋势,但在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大麻的管制依旧严格。东亚的大麻管制政策与西方大相径庭,这一现象既是当下毒品管制策略的延续,也是文化和历史因素影响的结果,但东亚国家对大麻的认知与管制政策同样受到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在日本,反文化群体通过长年累月“自下而上”的自由化运动,影响了普通民众对大麻的认知,最终促成厚生劳动省修订《大麻取缔法》并重构了日本的大麻管制政策。日本反文化群体推动的大麻合法化运动的本质,是全球化过程中政治权力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对非主导地位国家的文化进行同化的过程。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参与国,我国需要警惕全球范围内大麻自由化思潮的扩散对我国文化主权的塑造与维护造成的影响。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的理论界标及其文明启示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的使命任务,标志着中华文化发展进入崭新境界。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围绕中华文化的现代性与现代化问题展开,探讨东西文化古今之争、义利之辩与动静之别的性质差异,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开辟了立足本来、吸收外来、中西结合三条文化发展路径,成为推动中华文明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思想界标,至今仍有重要启示意义。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主体维度上要不断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在实践维度上要贯彻“两创”方针,在价值维度上要坚持走“两个结合”的文化发展路径,在目标维度上要担当引领文化繁荣发展的文化使命。

历史教学如何创设问题情境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以“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为例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中特别注重问题情境的创设。文章以《中外历史纲要(上)》第20课“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第四子目“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为例,阐述在教学中按照“情境创设—问题引领—史料研读—历史解释—深度拓展”的流程进行问题情境设计,并围绕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史料的分析与解释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大概念,彰显历史学科的科学性与人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