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储蓄——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GLOBE文化习俗指数中的"未来导向"、"社会导向的集体主义"、"小团体集体主义"以及明清时期各省状元数构建儒家文化指数,从省际角度实证研究儒家文化与储蓄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可以显著提高居民储蓄率,其中,儒家文化在农村地区对储蓄率的影响更加显著,在历史上儒家文化受破坏程度较为严重的省份儒家文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较弱,在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省份儒家文化对储蓄率的影响更强。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在过去一段时期,我国金融业脱实向虚倾向较为明显;同时,新一代青年群体受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过度消费、提前透支消费等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也趋于增多,存款增长乏力成为银行业面临的一大挑战,从而有可能导致我国资本形成与积累出现逆转。这就需要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强化儒家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引导人们重新树立理性消费观念,稳定储蓄预期和储蓄率,夯实我国资本形成的基础,促进实业资本积累和转化,推动形成资本良性循环的局面,助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儒家文化与上市公司“隧道效应”

传统“儒商精神”提倡要“以义取利”、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企业实施不道德的商业行为。本文以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GLOBE文化习俗指数中的“社会导向的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未来导向”作为度量儒家文化的替代指标,进而考察儒家文化对上市公司实施“隧道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大,实施的隧道效应越小,并且这种负相关性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我们还发现在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和儒家文化破坏程度较高的地区,儒家文化缓释“隧道效应”的作用会有所减弱。本文拓展了非正式制度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丰富了“文化金融学”相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