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视野中的南洋华乐“音乐文化飞地”研究

南洋华人音乐研究从时间上看跨越了汉朝至今,从空间上看贯通东南亚国家与中国毗邻地区,把亚洲连接成一个既具有内在统一性又具有差异性的共同体。因此本文尝试在区域国别学的视野中,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四国华人音乐安置于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背景中进行“内向性”视角的深描,并以音乐文化诗学的“音乐人事与文化”关系研究模式,探讨南洋华人音乐“外向性”交往中所呈现的“文化避难”“文化传播”及“文化认同”的内涵与意义。

文化飞地的空间表征

文化飞地是现代性展开的产物。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带来了一波又一波拓殖、移民和族群流散的浪潮,使原生态的单一的文化地理空间发生了质的变化。有着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族群互相碰撞、冲突和融合的结果,在西方帝国及其海外殖民地中形成了无数规模不一、层次复杂的文化飞地。文化飞地作为表征的空间,不仅是静态的反映社会关系的隐喻或象征,而且是动态的建构和生产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习俗的场所。可以预料,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展开,民族与民族、族群与族群相互卷入与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文化飞地将发挥其越来越大的解域化(再域化)功能。

“文化飞地”:中餐馆与德国华人题材影像的空间叙事

中餐馆在德国华人题材影片中占据重要份量,是影片表现华人与中国文化他性的重要手段,因而中餐馆影像是观察德国社会关于中国和华人的集体社会想象的窗口。基于近30年来中餐馆影像的分析显示,相关影片叙事可以归为华人犯罪、中餐馆华人业主死亡案件侦破、中国人吃狗肉等几类模式。德国影片集中使用大量中国符号,将中餐馆建构成德国土地上的"中国文化飞地",其中尤显突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使用。中餐馆从业人员作为离散华人社群的分支在影片中主要呈现自我封闭、胆小怯懦的贬抑性形象。历时对比显示,离散华人影像既稳定又有一定的发展变化。

《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文化飞地阐释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在展示出威尼斯城邦基督教主导文化的过程中突显出以夏洛克为代表的犹太文化飞地,夏洛克是这个文化飞地的流散主体,其行政归属关系和身份归属关系契合了文化飞地的定义特征。借助于文化飞地,夏洛克以经济活动外向地与威尼斯城邦基督教主流文化交流构建起自己的流散身份,以对基督教文化的对抗活动捍卫自己犹太精神家园,以对女儿的控制来突显自己的犹太身份主体。夏洛克的封闭式住宅是这个文化飞地的空间表征,是早期现代英格兰商品化冲击下的静态社会关系的象征或隐喻,又是文化身份动态构建和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习俗的场所。文化飞地的精心刻画是莎士比亚对早期现代个人实用利益最大化、商品化和高利贷三大特征的伦理关切和现实隐喻。

廿八都古镇 藏在大山深处的“文化飞地”

江浙的古镇大多秀美,“柔情似水”大约是形容她们最妥当的词语。然而在浙江省江山市境内,却有一个被称为“遗落在大山里的梦”的古镇——廿八都。它既有南方的秀美,又有不乏北方的刚硬,行走其中,仿佛游走在一个古老又绚丽的梦里。

从“文化飞地”现象析古蜀民间艺术的对外交流

古蜀文明的独立性、神秘感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文化飞地"现象,随着对南方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古蜀文明与异域文明自然就联系起来。古蜀文明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对外交流,不但历史久远而且地域广博,其重要原因是民间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方丝绸之路有多条路径通往国外,且是"从蜀宜径",从而保证了古蜀民间文化艺术与国外文明在和平友好的环境下源源不断地进行。外来文化艺术"本土化",既是异域文明交流的成果,也是古蜀民间文化艺术自身"开放性"与"包容性"的体现。

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飞地文化”--海门山歌及其展衍的社会发生源与认同维度

海门山歌作为一种文化样式,缘起于长江下游河口段北岸部分吴语系移民的相关社会行为。其源头则可上溯至“六朝四学”返照的“子夜吴歌”及其多样性人文景观。无论是先期自各地迁徙至海门一带的通东人,抑或是后来跨江北上的江南移民,人们通过“海门山歌”之社会发生源与认同维度,融汇于“江海平原”的历史与现实,早已殊途同归,伯仲难分。

少数民族“飞地”文化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以湖南省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为例

“飞地”文化,即在一个文化区域之内,有一块地区仍相对完整地保存着一种外来的、异质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的形态。在汉族定居占多数的湖南常德,存在这样一块被称为“维吾尔族第二故乡”的桃源县枫树乡。近年来,枫树乡凭借着历史机遇和政策扶持,第三产业得到了较好发展。本文将采用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相结合的形式,整合从实地走访中获取的数据和信息,分析其第三产业发展的自然和人文优势,以及其在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并根据当地实情提出第三产业的相关发展建议。最终得出少数民族“飞地”文化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这 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