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互动:明代杂传书写策略初探

作为文学之一体,杂传具有载人记事、笔志见闻等功能;而作为传统史部一类和史之一体,杂传在补正史之阙、纠正史之非的同时,也为正史的修撰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以备后世修史之用。关于史学和文学对杂传的影响,章学诚曾以“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来概括。这一观点既指出了杂传与史学、杂传与文学之间都存在密不可分联系,又点明了杂传经历了由史部转入集部的发展路径。明代杂传沿袭了唐宋以来文史兼顾的书写方式,在保留着史学底色的同时,融入大量文学的笔法,最终确立了文史通融的杂传书写策略,并完成了杂传从史部向集部的转变。

班彪班固父子的文史互动与时代图景

班彪在两汉动荡之际写下《北征赋》和《王命论》,表达了对和平生活以及汉朝复兴的期待。班固居忧时写下《幽通赋》,感叹自己有志难伸的愤懑。考察《北征赋》《幽通赋》和《汉书》《典引》可知,班彪、班固父子的心态有所不同。在前者,兴复汉朝是发乎自觉的追求;而在后者,"宣汉"似乎又掺杂了政治的胁迫。文学与史学的互动勾连起班氏父子的身世浮沉,其实质则是两汉之际历史运转的时代图景。

文学“小史”与历史“大事”——“新史学”与胡适《谈新诗》的批评理路

胡适兼具新史学家与新文学家的身份,他的新诗批评彰显了“以史入文”和“以文入史”的辩证法。一方面,他取径“新史学”的核心观念与方法,将“进化”史观、科学实证等融进《谈新诗》一文,使其呈现历史和科学的双重维度,依循着一条“以史入文”的批评理路。另一方面,他以《谈新诗》一文参与新诗史的建构又折射出其以新诗批评进入历史的文学诉求,体现了“以文入史”的批评意图。在文史互动视域下钩沉“新史学”与《谈新诗》的互动渊源与路径,为窥见“新史学”在胡适文学观念中的位置与功能、辨析“新史学”与“新文学”之间的隐秘联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佐证。

《本事诗》“诗史”说与中晚唐学术脉动

《本事诗》是唐末出现的一部普通笔记小说集,是诗人轶事资料的汇编,因其中最早出现杜甫"诗史"说而引人注目。孟启所谓"诗史",是指杜诗对个人日常生活的书写及叙事性、纪实性,此观念之产生实与中唐政治革新运动背景下《春秋》学的勃兴,史学大盛以及文、史互动等思想与学术活动存在密切关联。中唐元、白尽管没有使用"史"这一概念,但是,他们挖掘并肯定的杜诗之呈现安史之乱背景下社会政治现实,无疑也属于"史"的范畴。元、白的政治立场虽与孟启不同,指向现实叙事却是一致的,显然元、白与孟启实基于共同之政治与文化背景。宋人《新唐书·杜甫传》以"时事"诠释《本事诗》"诗史"概念,嫁接了元稹、白居易的诗学思想,从此,"诗史"除了保留叙事性、纪实性这一基本内涵外,还具有伦理思想甚至政治之内涵,由叙个人之事转为叙时代之史,与特定的诗歌运动和诗歌类型"新题乐府"发生关联,并指向"三吏""三别"这类诗歌,恢复了古老的思想与诗学传统,这也奠定了此后乃至今天有关"诗史"的基本认识。

民国武侠文学与国学之关系

以国学为体,武侠文学为用,可展现国学与武侠文学的相通性。民国武侠小说家以其国学基础深厚,在将眼光投向外域时显得更有底气,显现出国学经世致用功能。国学与武侠文学分别体现了文化的雅俗分野,既与文学史上的诗文分体有关,也与时代和受众群体有关,利于互补互动。民国武侠文学众多母题套路的梳理探究,有助于部分地超越国学、传统文化的思想史宏大叙事视角的局限。国学与武侠文学对比,更易发现彼此的局限性、不足之点。从认识价值的不同获得方式看,武侠文学专题研究可以给国学以具体化的补充;从经典的载体及其媒介特点看,重国学原典"章句"而不重视武侠文学原典。了解民国"文化变迁"时代的武侠文学,是了解中国文学、传统文化的一个难得的窗口,也可顺便增强相关的国学素养,或曰相得益彰。

论六朝时期史学与文学的关系

在当时史学发展的大环境中,六朝史学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与个性特征,比如史体的齐备、史家对外交、军事、区域、制度史的关注等。但由于六朝文学风气之盛,使史学难逃其影响,在史书语言、史书载文及叙事方式等方面无不留有六朝文学的痕迹。可见,六朝时期史学的特质与文学有着密切关系。

论祁韵士的文学创作

祁韵士不仅是清代出色的西北史地学家,其诗、文、赋等文学作品也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其中,描写风景的诗、文、赋代表了祁韵士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并且祁韵士的文学创作与史地学问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在文学和史地学两个研究方面,祁韵士都应当得到更多研究和关注。

历史论著如何关注鲁迅研究——以《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为例

历史论著虽然并非专门研究现代文学,但给予现代文学研究很大的启发。它能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赋予现代文学研究以历史感。"以诗证史"的方法更是巧妙地利用了文学作品这一广义的史料。此外,历史论著有时"无心插柳"地带给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全新的思路,充分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互动的学科意义和研究价值。美国史学家史景迁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正是绝佳的范例。

重返历史“原点”的旅程

《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是吴秀明回顾几十年学术生涯的一部论文自选集。它以“历史”作为关键词,通过从“文本内部的历史”向“文本外部的历史”的转换,在重返历史“原点”的旅程和文史互动的探索中,实践了对“学术根据地”的建立与超越。同时,也触碰到了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与本真所在,为现实及未来当代文学研究如何“历史化”提供了启迪。

从史料“再出发”的当代文学研究

“史”的缺失所造成的学科基本建设的滞后,是制约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一个瓶颈所在。吴秀明以历史小说为“根据地”,历经文学史研究、文学史料研究两次转向,其学术研究呈现文史互动的独特品性和追求。学者如何发挥主体独立性,在茫茫学海中寻找和建构符合自我个性、富有价值和研究潜力的“根据地”,吴秀明的《自选集》对此做了探讨,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北宋文人的“谏诤”观与文学实践——以宋夏关系为考察中心

受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北宋文人的“谏诤”观呈现出以“大一统”和民本思想为出发点的时代性特征。宋夏关系是主导北宋民族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推助北宋文人谏诤精神形成的主导原因。在北宋的诗文、奏议中,我们随处可见文人对宋夏关系全方位的展现与评判,从中可以窥探北宋文人富有时代性的“谏诤”观念。有鉴于此,文章以宋夏关系为研究视点,集中讨论北宋文人“谏诤”观念的生成背景与创作实践,以此对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层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