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有史不是史,史蕴诗心终非诗——事实与价值视域下文史关系的哲学辨正

史学因其"诗性"的当代凸显而面临"史即诗"的学科尴尬,循陈寅恪"诗史互证"理路而来的重材料考辨且迷恋"原意"或"本意"的诗学史学化走势,共同把文史关系逼入了困境。"诗中有史"根自古典诗学的诗可以观、物感说和兴寄传统,"史中有诗"看到了历史著述先天固有的主体性因素。文学创作的现实性与历史著述的主体性正是上述极端之论的逻辑根源。若从事实与价值的"二向度思维"看,历史之追求客观性和真实性与文学之祈向超越性和创造性,皆为价值理想,绝非文学实际上无法完全摆脱现实、史乘根本上必带主观这类"事实"因素所能取消和否证的。

文学的历史观与历史的文学观——《史通》文史关系析论

刘知几处于文士以诗赋谄附帝室的武后、唐中宗时期,虽具史才,却不能不受时代文风影响。他认识到文史之间从合到分的演变过程,其追摹孔子、左丘明的复古心态,使他在《史通》中以文衡史,表现出文学的历史观;又以史律文,表现出历史的文学观。

分为异体，合为一家──文史关系漫议

分为异体，合为一家──文史关系漫议钱念孙“文史不分家”．这是我们人文科学领域里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何以如此？我想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魏晋以前的早期典籍·多半文、史特性兼备。很难截然两分。以《春秋》和《诗经》为例，前者为史，后者...

论文史关系与史学文体——《文心雕龙·史传》的文化诠释

魏晋以降文学自觉历史背景中,刘勰以文体论史体,以宗法论史法,建立起一套包括史职、史识、史德、史体、史才、史辞等在内的史学文体理论。同时文史分化背景中,刘勰也是史学自觉的先行者。

中国文学史教学中文史关系处理的偏误及对策

从讲授内容上来看,中国文学史教学重视文学史脉络的勾勒、文学史知识的阐述,轻视文学作品的体验和分析,文学作品在课堂教学中的比重相对不足且随意性较大;从讲授方法上来看,中国文学史教学习惯于先下结论,再列举作品推衍分析,文学作品成为某种文学史观的例证和手段。中国文学史教学最大的问题是与文学渐行渐远。重视文学作品,但不是简单地增加文学作品分析的数量,而是将文学作品贯穿到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教学环节中;教师在讲授中国文学史时要重体验、少灌输,尽量让学生对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有感同身受的认知和体验。

从《史记》看文史关系

我国早期文学与史学并没有严格的分界，所以有些史学名著同时也是文学名著。文史分家后，史学著作以直载史实为贵，忽视了必要的文学描写，往往使史书缺少可读性，这对于史学的普及与发展极为不利。司马迁在《史记》中成功地应用某些文学描写手法著史，说明了文史结合的写作方法对著史的必要性。

从后现代视角看文史关系

文史关系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关系到历史创作的基本方法和史料选用。近代以降,对文学的史学性探讨日益受到重视。梁启超等史家对文史关系做出了诸多阐释,开启了史学创作的新天地。细究其互涉关系,文学可补史学不足,史学离不开一定的文学创作方法。而在后现代视角下,文学还为历史改革提供了可供批判的新范式;在文化再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中,也相辅相成。

郭沫若的文史关系理论及其史学实践与特色

郭沫若致力于将史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相结合,对文史关系理论作了新发展。他对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在任务和宗旨、思维形式、手段方法和认识功能等方面的异同作了系统阐述,指出史学与文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文学有独到深刻的历史认识和反映能力,因此历史研究应当重视运用文学史料。在史学实践上,他注重“引文入史”,在历史认识上运用文艺性思维,在研究中使用文学性史料,在表述上使用文学化语言,并取得突出成就。他的文史关系理论及其史学实践有鲜明特色,为中国现代文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梁启超对传记之文史关系的创见

本文阐述了梁启超对传记写作中如何据事实录、如何塑造人物、如何运用文章技术的创见，认 为这些创见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把握据事实录的原则，更准确地评价传记中的人物，更科学地使用各种文章 技术，仍有不少启示。

文史传统与文史关系的现代展望——王东杰教授学术访谈

一、文史传统及其现代转变李世鹏(以下简称“李”):王老师您好,我们知道您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国语运动和声音文化研究,近年来也常与文学界互动,可以说一直都在和“文”打交道。您曾提到,中国有一个“文字国”传统~((1)),请问在现代史学或者说20世纪“新史学”之前,中国“史”与“文”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王东杰(以下简称“王”):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史”首先被看作“文”的一种。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论文史关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和白寿彝等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文史关系问题作了现代解答,将其内涵拓展到四个方面,即:史学与文学的学科性质及其关系、史学与文学认识(思维)形式的异同及相互关系、文史撰述的异同、史家文学性的才能和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理论探讨为中国现代史学领域文史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史传文学概论

史传文学，又称历史文学，即史乘而有文学价值者，换言之，就是兼具史学和文学两种属性的历史记载。它在文化史上属于所谓“边缘”学科。研究史传文学，不仅可以了解它本身的规律，拓宽文学史的领域，并且对于弄清文、史间的密切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过程，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而为了探讨有关史传文学的诸多方面，又必须首先对古人的文史观念，即他们如何看待文与史的关系（其间的合与分，联系与区别），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否则就难以理解，历代史传（包括正史和野史）缘何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学性。

论魏晋南北朝小说与史书的关系——以三国帝王书写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国帝王书写是小说和史书共同涉及的题材之一。通过文史互鉴,人们可以发现小说和史书关于三国帝王的内容有明显的相互关系,即互渗、互补与互斥。在互渗方面,小说和史书既会互相取材,也会渗透影响。在互补方面,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载,小说和史书的叙述内容可以相互补充。在互斥方面,小说和史书可能对同一事件的说法不同。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厘清两种文体的区别与联系,深刻把握小说与史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独特表现。

《文史通义》中史心文笔意义的建构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继《文心雕龙》《史通》之后的又一大通论性的文史理论著作。从历史学角度看,章学诚的理论在二者的基础上,思想高度有了进一步提高。文史关系的建构从春秋时代就开始了。之所以形成"史心"为中心、"文笔"为工具的结构模式,要从文化背景、历史进程中才能得以陈述清晰。

文史融合:翦伯赞治学路径初探

20世纪早期是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期,处于这一历史节点上的唯物史观派史家形成了与传统学术观念不同的关于文史关系的新认识。相对于同一时期史料考证派的科学化追求,唯物史观派在对文史关系作理论性建构的同时更注重文学手法的使用,其中翦伯赞的历史著述最为典型。翦伯赞将其对文史关系的认识充分运用于史料学研究、历史撰述和文学研究之中,从而使他的治学具有明显的文史融合的特征,这无疑是对传统文史融合治学路径的现代性展开。翦伯赞对历代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理论认知较之传统史家更为全面和深入,且在研究路径上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对文学作品中史料的研究,不仅拓展了对史料发掘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使得史料被更好地应用于对历史的说明;他的《中国史纲》第1和第2卷"文史合一"的撰述风格实现了对传统历史叙事方式的现代性转换;他在历史剧研究中对历史真实的强调以及将历史主义运用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体现了现代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以及学科之间融贯的特点;他以散文、诗歌的方式记录历史,开创了现代中国历史散文体裁。

漫谈文史不分家

漫谈文史不分家编者按：文史关系，从古至今，争议颇多。本期“史学沙龙”发表一组笔谈，观点有的互异，有的互补。读者对此问题若有自己看法，欢迎来稿。漫谈文史不分家...

主持人的话

本期主持人语暂停对评论界同行评头论足,专心跟弋舟、艾伟过过招。两位作家都动真格的了,我必须全神贯注,才对得起他们的认真劲儿。艾伟的新作《镜中》一度令我陷入迷惘。我感觉不好把握他这次大幅度的华丽转身。看过一些评论,包括艾伟本人的《后记》,以及他谈论《镜中》的短视频。去年底在北京某处散步,我们还坦诚地交换过意见,但这一切仍然无法消除《镜中》带给我的困惑。直到读完这篇在《后记》基础上改写的创作谈《文学中的历史幽灵和批评的自我解放》,我才觉得或许可以走出迷惘与困惑,说一说艾伟过去的创作以及如今的转向所触及的当代小说“文史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了。

清传奇历史剧的选材与创作特点

清传奇历史剧在题材选择和文史关系处理上具有如下特点:清传奇不少历史剧题材重大;清传奇历史剧中的明朝故事剧为数众多;清传奇历史剧中以曲述史补史、实录性强的剧作不少;清传奇中有些历史故事剧或历史情境剧寄寓了作者浓厚的曲史用心;清传奇许多历史剧采取颂忠斥奸的政治化书写历史方式。

中国古代曲史观发微

对于历史剧的剧体属性,古人深知历史剧是剧不是史,曲、史自是两体。对于历史剧的剧体地位,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评论者,都认为曲中有史格自高,历史文化内涵和史鉴价值提高了历史剧的体格。对于历史剧的剧体创作,古人清楚知晓历史剧中有实有虚,虽有部分论者反对历史剧过分拘泥史实,但总体而言推重据史实录,显示出史官文化对历史剧创作、评论的巨大影响和古人对历史剧传播历史的承载功能的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