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史分野浅议裴松之《三国志注》

陈寿的《三国志》文笔简练,叙事严谨,但因失于简略,南朝宋时裴松之为之作注,其目的在于拾遗补阙,并弥补其文采不足。汉以前文史不分,魏晋以降,随着儒家思想权威地位的丧失,文学与史学走上了各自独立的道路。陈寿以史家的笔法客观记载三国史实,而文史过渡状态的相互影响,则使裴松之以文学的笔触来为《三国志》作注,以使其"绚素有章",为《三国志》增添了文学色彩,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文史分野与个体意识的觉醒——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大古注探析

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与郦道元《水经注》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名的注释之作,后世评价其均有嗜奇博、绚烂有章等特点,呈现了注释的相似性与丰富的文学性。三注以补入大量材料为主,叙事注重以文学艺术手法活化历史,丰满人物性格,赋予山川地理浓郁的人文色彩,突出个性和风姿神韵,显示出浓郁的文学色彩。这一特点与文史分野的发展和士人个体意识觉醒密切相关。正是由于文史分离过程中呈现的不同特点,折射于裴松之、刘孝标等人身上,看待历史的角度发生变化,于记叙真实史实之外,注重活化历史,从文学角度揭示人物的个性、内涵、神韵。郦注受南朝文学发展影响,于承袭裴注的基础上亦折射出文史分野的影响。以此可见三注共同蕴含的内在精神,是裴松之、刘孝标和郦道元选择这种新的注释体例的原因,也是“自立于所注者之中,而又游乎其外”之精神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