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召湾汉墓文字遗迹管窥东汉五原边郡的文吏书写

东汉建宁三年残碑1993年出土于内蒙古包头市召湾村编号为M91的砖室汉墓,因该碑是内蒙古首次发现的带有明确纪年的汉碑,故以“建宁三年”命名。该碑碑体为青石制成,因置于墓门旁边,疑为盗墓者进入墓室时所击坏,出土时仅残存三块,发掘简报中分别编号为M91:21、22、23。其中最大的M91:23残长73厘米、宽48厘米、厚16厘米。

文吏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冲突与整合--兼论秦汉时期政治文化变迁

秦朝在法家学说指导下构建起来一套政治制度,尊崇文吏政治,要求所有官吏都坚守"为吏之道",与坚守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士人形成尖锐的对立。汉朝建立后,奉行黄老无为政治,在政治组织上层将王朝官僚机器的运行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在低级政治组织领域内仍承袭了秦朝的文吏政治。汉武帝时期,士大夫政治模式的演生,形成了士人与文吏的契合点。在士大夫政治模式下,文吏与士大夫之间的对立与纷争依然存在,士大夫在政治系统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文吏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分歧在官员与吏员之间表现得更为突出,官员更倾向于士人之理想,而吏员则倾向于坚守文吏政治。

从尹湾汉简看两汉文吏

在西汉末年东海郡有正式编制的吏员中,少吏占吏员的绝对多数。不论是由少吏升迁为长吏,还是由长吏迁转为其它长吏,以实际才干升迁者都占很高的比例,因儒学素养而获升迁者在二者中所占比例都非常低。尽管由于儒学被视为官方意识形态,及其与仕进制紧密结合,促使部分文吏学习儒家经典,有些少吏因此而升为长吏,跻身士大夫,但是,文吏作为一种官僚类型,是始终存在的,而且仍然在官僚队伍中占绝大多数,缺乏儒学素养也仍然是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在两汉四百年间,在官僚队伍的各级长吏中,儒生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并逐渐取得优势地位,而文吏则最终在数量众多的官府属吏中(即少吏)中站稳脚跟,以其实际才干在行政体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儒生、文吏对汉代司法活动的影响

在中国汉代,儒生是指通晓、研习儒家经典的学者;文吏是指明习法律的官员,即所谓刀笔之吏。儒生与文吏在司法活动中展现的不同风格,深刻地影响着汉代的司法实践。儒生与文吏对汉代司法活动产生的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影响到司法官员队伍的构成;二是决定着汉代司法领域中的宽猛相济;三是儒生与文吏提出的司法建议,推动了汉代的司法改革运动。

汉阳陵博物院藏文吏俑服饰研究

通过对汉阳陵博物院藏文吏俑的“出身”梳理,推测其具体身份,为郸侯国或绳侯国的相,抑或是郸侯或绳侯的家臣。结合服饰相关资料,与同时期出土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江苏徐州汉墓、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山东临沂汉墓等进行比较,对比分析文吏俑的首服、衣服、足服、妆发,探讨了当时服饰文化的影响因素,同时使用文献文物互证的研究方法,推测文吏俑的残损冠的样式,进一步分析汉阳陵周应陪葬墓出土文吏俑所穿并非朝服,其所着服装应为祭祀礼仪场合所穿五时服中的季夏和孟秋时节服饰。

秦汉官僚体制下的基层文吏研究

秦汉官僚体制中,各级官署中的文吏是国家行政管理机器中最基础的组成部分,他们位居国家权力的末端,通过掌控使用文字,统计精算资源,经办一切行政、司法、军政、民政的具体事务,参与政府的行政管理。文吏专心事主,熟擅簿书,晓习法令,破坚理烦,以其认真规范、勤政能干的办事风格,创造了一个先进、高效的秦汉帝国,对保证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维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宋代公文吏人职能初探

宋代,主管文书的吏胥见诸上下各级政府部门,履行公文事宜,是吏人阶层中最为主要的部分,在宋代政治生活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兹就公文吏人的职能试作浅说。一、中央机关公文吏人的职能中央机关是全国政务中心,颁布诏令法律,收受全国上奏文牒,审理官员奏章贺表,因而文书公文事务最为繁芜。从中书、枢密院,到诸寺、监、曹。

韩愈家族文吏兴起考述

韩愈家族在北朝以武功吏治扬名立家,这也是其家族保留颍川文化的体现。进入唐代,缘于文学化大环境的影响及家族安身立命的自觉,韩愈家族开始了文学化的进程。韩愈祖父韩叡素、父亲韩仲卿及叔父云卿、绅卿、兄韩会在这个家族文吏兴起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韩愈以昌黎为郡望,不只是冒认名宗,更是有意识地吸收昌黎韩氏以文见长,以治见长的思想精髓。作为家族的一名成员,韩愈对于这个家族文吏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谓东汉光武当朝,有“退功臣而进文吏”之举,此事史证甚多,无庸赘言。问题在于,建武功臣中的许多人物与在政治上取代他们的文吏阶层,实际上具有相近的学术素养和行政经验,王夫之称他们“皆出可为能吏,入可为大臣者”,光武何以却要舍近求远,罢退功臣,招揽大批文吏入朝呢?再者,光武称帝时功臣势力之大,足以改变三公人选,他们何以又接受光武处置。

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

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官僚专制体制,创始于秦,完善于汉.秦政、汉政之间的社会政治变迁,史家已多有精辟阐述.但在这一变迁中,我们还可以发见文吏与儒生之间各自地位、功能与素质的变化.这种种变化,不仅涉及封建体制的许多本质方面的问题,更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历史演进趋势.文吏,或称文法之吏,是官僚体制中的行政人员;儒生群体,则属于知识分子范畴.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所谓知识分子应当是指从事文化的创造、传播与实践,居于社会文化层次顶端,并具有特定心理素质的社会角色,简要地说。

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与东汉政治建设

“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是范晔对刘秀施政方针的总结。“退功臣”即对开国元勋封以高爵而不任吏职,“进文吏”则是任用儒生为官。这始于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史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建武五年,“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后汉书·儒林传上》)。

汉代文吏的流变——兼论“儒法合流”的路径选择

秦代以降,文吏成为帝国体系存续不可或缺的因素,汉代文吏的演变以一种鲜活的形态呈现出汉代社会思潮的变革,更作为一个例证,说明了"儒法合流"的路径选择并非由一二智者主导,不应做"人治"之维的简单描述,而是经历了一系列尝试与博弈之后的历史选择与文化自觉。前人有关汉代法制思想变迁、"儒法合流"的叙述已经非常详尽,但从社会发展的动态角度选择一个关联性强的文化主体加以考察的做法并不多见,而汉代文吏恰好可以提供这样一个视角。"儒法合流"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乃至传统文化整体都影响至深,基于社会本身的继承性与延续性,这种影响在今天依然保有其特定的温度。

秦汉教育制度、文吏培养及对简牍书写的影响

本文简要考察秦汉时代的文教政策与教育制度,摭选其中与书写教育训练有关的内容加以剖析,分析秦汉司职文书的吏员培养及书写训练,又通过对习字简等资料的分析,从另一角度窥探汉代书写训练及范本内容变化等问题,并考察汉代边塞吏卒文字与书写学习情况,以求透视秦汉教育与文吏培养及与简牍书写间的关系。

士大夫的源流——儒生与文吏

历史不是沉睡在书本和地壳里的遗迹,历史所繁衍的文化是我们每天温习的课程。一位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高材生的独特视角,一定会是你写作时的精彩素材,更是你反思生活的细致入口。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中古时期的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的特殊在于：他们既是帝国的行政官僚,是地方的士绅、宗族领袖,也是文化精英和学者。与此同时,他们又并非世袭贵族,而是靠科举制度进行阶层流动。

从书法角度看秦汉时期的儒士与文吏

士人是秦汉时期帝王贵族与商人庶民之间存在的一个特殊阶层。士人身份没有鲜明、固定的外在标志,从大的方面说,国家行政官员、知识和道德的教育者、文化的创造者,都是士人的范围。从小的范围说,士人指的就是当时的儒士。"士人"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期,"士"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天子、诸侯、大夫、士人、庶人构成了社会序列。战国时期的士人,已经不像春秋时期那样多出身于贵族与仕宦家庭,更多的是来自普通庶民和工商业者,他们介于统治阶层与普通庶民之间,贵族官僚争先养士,下层庶民争相为士。

汉代选官之“四科”标准的性质

汉代选官有所谓“四科”之标准,它对于我们探讨汉王朝的文官制度和官僚制度,是相当重要的。但对“四科”的性质,却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本文拟对所谓“四科”做进一步的申说。一对于“四科”,一般被引用的是《续汉书·百官志》注引之应劭《汉官仪》所载东汉光武帝之诏书,其文如下:“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

王莽变法前后知识群体的历史变迁

在《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①一文中,我曾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在社会分工的角色体系中区分出“知识分子”与“技能官吏”这两种角色,而把战国时之“文学游士”看作前者,把变法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文吏群体看成后者。秦代文吏政治全盛而知识群体消歇,汉代则文吏儒生并用,二者在冲突中又趋融合,遂形成了既承担文化责任又承担行政责任的“士大夫”形态。但知识群体的历史演进过程事实上更为复杂,本文拟从秦政、西京汉政、新政与东京汉政的关系中,进一步探讨这一过程。为达其目的,本文还将引入社会学家韦伯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析方法。概括地说,价值理性指涉对各种“绝对的”精神价值的追求。

汉代酷吏溯源

酷吏是曾经活跃于两汉时期的一种官员类型,其盛衰变化与汉代法律文化的演进有着密切关联,思想根源和制度保障是酷吏现象在汉代出现的主要原因。通过对汉代酷吏的考察动态地分析汉代法律文化的走势,并阐明儒法合流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汉人引《诗》决狱刍议

汉人引经决狱深刻反映了秦汉之际儒、法两家融会合流的趋向。入汉以后，儒家思想以经典形式不断对政治和法律进行渗透与改造。哀平时期，《诗》学取代《春秋》，《诗》成为当时官方决狱断事的理论根据和“法律”依据。经典的诠解归根结底是为皇权服务的，曲意解经，牵强附会，买为人治之一大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