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文坛风气与文学创作的繁荣

西晋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公认的繁荣时段之一,其成因研究日益成为热门话题,不少论者曾多有创获。本文认为:频繁的文学活动、热烈的文学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西晋文学的辉煌。

元代江南文士的游谒与文坛风气

元代江南文士以诗文为主要谒具,游谒于杭州、大都两个主要的文化圈中心。通过序跋、赠答、结社、唱和等方式,提高了异族统治下南方人文学创作格局的影响力,巩固了江南文化圈。在北游构建江南文士京城社会网络的同时,不断融入大都文化圈,带来了题材、风格、文学理念的互动,奠定了南北融合的诗文走向基础,最终促成了多元文化融合下大一统的文化与文学,体现出元代文学以地域文明取代单一民族文明的发展特征。

唐人视域下的唐代文坛风气——从唐人论唐文角度述评

在现存的唐代诗文总集、别集、笔记小说等多种文学作品中,保存有大量唐人对唐文发表的评论。其中唐人对本朝文坛风气的论述不仅从整体上为后人摹化了唐代的"贵文"风尚,复原了唐文作家生活的历史背景,而且还深入评讲了进士科考中杂文创作的利弊以及中唐时期的为文风气,将唐人的生活环境、创作氛围进一步细致化、具体化。

元代文人的赏曲之风

考察一代文坛风气是认识一代文学的独特视角,它可以帮助我们立体地、较为真切地了解一代文学的状貌。元代文坛有隐逸之风、游历之风、雅集之风、题画之风以及文人的赏曲之风。要真正认识元代文学,必须对这些风气做具体而深入的考察与把握。考察元代文人的赏曲之风,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元代文人的生活态度、生存状态,认识元代雅俗文学之间的真实关系,并进一步认识元代的士风。赏曲在元代是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著名文人与一流艺妓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建立在对品格与才艺的相互倾慕基础之上的。

时代与地域:文人并称视域下的“庐阳三怪”

文人并称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复杂而普遍的现象,而新旧文化之交的文人并称现象更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与价值。由安徽合肥文人徐子苓、王尚辰、朱景昭组成的"庐阳三怪"并称群体因其个性、经历与思想的相似性,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传播过程中被赋予了特殊的地域情结,折射出极具时代色彩的文坛风气与文化心理。

潘之恒结社考述

潘之恒一生爱好游历,交游甚广,受当时结社之风影响,先后参与了白榆社、颍上社、南屏社、武昌结社等,从其结社可以窥见明万历期间文坛风气的演变轨迹。

康熙与清代文风建构之关系

一代文风的形成,固然离不开文学内部发展的自身惯性,也与引领风气的文坛领袖、特别是重视文学的帝王紧密相关,这一点在清朝康熙年间表现尤其突出。作为精于文治的康熙,通过一系列举措建构清代的文风。首先是兴学校,重科举。学校是一代文风形成的基础,而科举则可为士子悬以功令,并以之引导"清真雅正"的文风。其次是慎选翰林院掌院和各省学政,使之"教士有程,取文有法",以为文风推行的保障。康熙亲自所颁相关文艺政策,直接左右了文坛风气,甚而对雍正、乾隆乃至整个清朝文风的定型都起着道夫先路的作用。

丁鹤年与元末明初社会的变迁

丁鹤年是元末明初的一位少数民族诗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隐逸中度过的。他的诗抒写了社会动乱带来的郁闷和痛苦,表达了他对于故国的深切思念,寄寓了忧国忧君、悯乱思治的思想情感。他和他的诗,折射出元明易代的社会变迁,也折射出元末明初文坛风气的转变。

论《游仙窟》骈体小说的成因

《游仙窟》是唐人小说作品中以骈体作小说的一个变调。对于这部小说的骈文体式特征,学界一般认为是受到了汉魏辞赋、六朝以来的俗赋和民间说唱文学如变文、民歌等的影响。但长期以来,这些观点缺少强有力的材料支持。对于《游仙窟》以骈体作小说的成因,本文从这篇小说产生的文坛背景和时代文学特征入手,发现了促使作者选择这种特殊文体形式的原因,从而得出结论:《游仙窟》骈文体例的形成是科举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初唐时代文坛风气浸淫的结果。

论唐人评唐文中的品评情结

唐人作为最早关注唐代散文的"研究者",对本朝散文进行了诸多评议。他们的评论成为唐文研究史的重要源头,这些为数众多的评论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参照。除了内容上的价值之外,唐人在评论唐文时所持有的一些情结也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唐朝、了解唐朝的文坛及文人。

论王禹偁知制诰经历对其古文成就之影响

王禹偁作为北宋古文运动的先驱,提出了"传道明心""易道易晓"等理论主张,培养、举荐了一批古文作家,对古文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宋初名臣,王禹偁曾于太宗、真宗两朝三度任职知制诰。知制诰经历不仅为王禹偁进行文学革新提供了重要平台,还使他成为天下文士之楷模,对北宋古文运动精神的形成影响深远。王禹偁的知制诰经历成就了他文坛领袖的地位,他的古文成就与在宋初古文运动中的作用应该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