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成立前后中国左翼文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接受

“左联”成立前后,随着“革命文学”论战走向深入,中国左翼文坛开始自觉地翻译与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这一过程中,苏俄的无产阶级文学和日本的左翼文艺运动给了中国文艺界极大的启示,它们因此成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桥梁。这一时期,中国文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翻译与介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科学的唯物史观和艺术社会学思想。鲁迅和瞿秋白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晚清学者对“日本文学”的发现——以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为中心

晚清士人对“文学”启蒙的重视,一般被认为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且多以康有为、梁启超等赴日名人为先驱。然而,作为晚清首批赴日游历使的傅云龙对“日本文学”的发现,却很少被提及。傅云龙在《游历日本图经》中专设“日本文学”一门,上卷以江户儒学为中心,兼论诗学、书学、医学、兵学,下卷专论明治时期日本的学校教育。傅云龙的文学观虽然未脱士大夫风的广义“文学论”,但他通过对明治二十年日本的踏查,既感知到了西学与汉学地位之升降,亦捕捉到了西洋教育对文学“启蒙”“开化”之重视。傅云龙对“日本文学”的发现,在晚清的日本研究著作中具有重要的先驱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体系建构与微观透视——评斯炎伟专著《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

文学会议既是当代文坛一种日常化的存在,也是文化体制的一个构成部分,很多时候,文学会议引领了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嬗变。因其如此重要,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始,学界就开启了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论述。然而受“历史距离”的制约,这种论述往往止于会议的事件性介绍和文学史的价值判定,对会议本身的肌理、学术价值等还缺乏深入发掘。

清前期时文与古文的纠葛——以慈溪士人姜宸英的文坛声誉为中心

清前期的科举士子大多兼习时文与古文,“以古文为时文”与“以时文为古文”已经成为不可抑制的时代潮流。在清前期文坛上,时文与古文并驾齐驱,甚至交相渗透,呈现出一种纠葛的状态。作为“江南三布衣”之一的慈溪士人姜宸英,蒙受着家族传统、地域文化和时代风尚,一生兼修时文与古文,时文超迈时俗,古文崇雅求醇,从而博得崇高的文坛声誉。姜宸英以其个性鲜明的散文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超然于时文与古文之辨,执着于“立言”以求不朽的人生目标,明确提倡“自作一书以行”,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与思想史价值。

从文事到文献: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剽窃现象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剽窃事件频发。根据对象和手段的不同,可以分为“抄袭”和“窃稿”两种类型。就产生原因来看,除了“文人无行”等道德因素之外,还应该注意到刊稿制度、文化市场规则与法律监管能力等因素对剽窃事件的影响;就传播过程来看,针对剽窃事件的举发和辩论文章都以报刊等现代传媒为载体,由此形成了一个公共论域,这些文章大多具有鲜明的导向性和策略性,这使原本就各执己见的剽窃事件变得更加复杂缠结;就文献的辨伪方法来看,剽窃致伪是现代文学伪作产生的重要原因。研究者应凭借校勘法、考证法来确证伪作、考察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应认识到作家的剽窃行为在本质上是对读者的蓄意欺诈,这是区别剽窃与参照、引用的关键之处。

《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

文学会议既是当代文学的鲜活内容,也是当代文坛极富“中国特色”的文学制度,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斯炎伟著《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5月)首次对中国当代文学会议作了全局性与系统化的专门研究。“上编”主要回答中国当代文学会议“是什么”以及“如何影响文学的生成”这两个问题,涉及当代文学会议的身份、性质、功能、组件、衍变、运作等多个元素。

当文学成为一座城市的生活方式——透视“中国文学海安现象”

近期,江苏海安迎来了一批特别的客人。吴义勤、汪政、夏坚勇、陈歆耕、刘旭东、何平等蜚声文坛的“海安之子”回到故乡,与他们一道而来的,是为调研“中国文学海安现象”热忱奔赴的海安文学“朋友圈”。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莫言文学作品中的色彩词语初探

莫言是当代著名作家,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力较大。莫言在文学作品中注重应用色彩语言,不仅能够将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出来,也能够展现饱满的故事情节。实际上,有了色彩语言的辅助,读者和作者能够进行深入交流,便于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后正确掌握作者的创作思想,降低读者欣赏文学作品的难度。特别是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莫言文学作品中运用的色彩词语隐喻内容值得深究,在满足读者多元化需求的同时,让读者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进一步感知文学作品的内涵。

元代文坛与吴全节的“儒仙”印记

元代玄教宗师吴全节不仅以其儒道素养际遇元廷,由主持皇室斋醮、国家祭祀进而参与元廷政治,取得了元代汉人、南人无法企及的功业;而且以其艺文素养参与元代艺文活动,营造了元代最为庞大的艺文交游圈,成为元代文坛的一大盟主,元代文坛与吴全节的交游唱和遂成为元代艺文创作的一道靓丽风景。就留存至今的73位作家的393篇(首)作品加以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唱和题赠之作反映了元代士人对吴全节庙堂功业、江湖情怀的体认与感悟,反映了元代士人对吴全节身份和地位的判断,“儒仙”吴全节也因此成为折射元代士人心态的绝佳窗口,彰显了元代儒士的用世情怀和出世愿景,是元代文学、元代文化“儒道互补”结构的集中体现。吴全节的功业、吴全节与文坛的交游、吴全节的“儒仙”印记,在道教史、文化史、文学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乃元代特殊的制度使然,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科幻文学的海外传播——以《三体》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为例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的英译本使他获得了在英语世界的文学声望。本文围绕译介过程、译本形态和海外接受情况剖析异质文化语境中的由刘宇昆翻译的《三体》英译本,探索中国科幻文学如何在新的文化空间被认识与解读。赞助人与译者的多方合力是促成《三体》海外传播的重要基石;具有鲜明异国特色的“他者”译本是引导海外读者欣赏中国文学审美的有效翻译策略;馆藏数据、媒体关注及读者评价是探讨中国科幻文学的海外影响力和评判海外读者接受程度的重要指标,这3个层面的分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与海外传播提供了新的启示。

元代文学研究的又一力作——评任红敏《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研究》

任红敏于2022年12月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研究》,对一代文学格局与走向的把握,比写一代文学史难度更大,是对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元代文学多元融合,包容大气,作者抓住元代文学作家队伍的多元、地域的多元、文化的多元等方面研究元代文坛格局。另外,从诗、文、词、曲、小说等文体论述元代文体格局。

尾崎红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以初登文坛时期为中心

日本近代作家尾崎红叶幼时深谙中国古代诗文趣旨,其学生时代的汉诗习作已初见对中国古典文学借鉴之端倪。他的成名小说《两个尼姑的色情忏悔》中亦能窥见中国“三言二拍”中尼姑故事的影子。“文学开眼”之际的尾崎红叶,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潜移默化的浸润与影响,这成为后来这位大作家写出数部叫座作品的重要能量源泉。

文坛与文体格局的双重探讨——评任红敏《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研究》

任红敏教授致力于元代文学研究,在此领域耕耘近20载,成果丰硕。新近出版的《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称得上是元代文学研究的又一力作。该著作是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2021年又中标国家出版基金,一部著作同时获得两个国家级项目,实在是难能可贵。

方象瑛侨居杭州时期的交游酬唱与清初杭州文坛

清初文人方象瑛曾为避寇乱携家侨居杭州,期间所作诗集《萍留草》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与西陵文人的诗文酬唱等,尤其是思古堂雅集、斐园宴集,更是清初杭州文坛的一抹亮色。侨居杭州对于方象瑛意义重大,不仅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使其诗名更著,“方毛”并称的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同时促使方象瑛的诗歌风格发生转变,也呈现出清初杭州文坛的丰富面貌。

元代平江文坛的家族传统与地域文艺生态

元代平江文坛是吴中地域文学演变的典型代表。它的形成过程有三类家族可以作为代表:以袁氏家族三代人为代表的书香世家,他们坚守着平江文人崇尚隐逸而嗜好山水诗歌审美的传统;以王氏家族三代人为代表的仕宦之家,他们由朝廷重臣逐渐向酷爱诗画隐逸的文艺审美方面演化;以沈氏家族为代表的巨富之家,他们由“勤慎敦愿”到收藏图书古玩,再到“辄能别识”审美鉴赏的演变。元代的平江文坛经由这三类家族的文化积累与地域染化,终于形成了崇尚山水隐逸与爱好书画诗赋的文艺审美生态。

元明之际平江文坛的构成与文学生态

元明之际的平江文坛由退隐官员、张吴新贵与避难文人等三个群体所构成。以周伯奇、苏大年为代表的退隐官员具有较高的诗文书画素养,虽对元末乱局心存忧虑而感叹悲伤,但受到平江山水审美与诗酒雅集求乐风气的影响,逐渐成为文坛的重要角色。以谢节与马玉麟为代表的张吴新贵则以追求事功与向往闲逸的双重取向,迅速融入平江文坛;以北郭文人群体为代表的避难文人则以隐居自适的生活,相濡以沫的友情,诗酒雅集的好尚,超然脱俗的境界,成为平江文坛的核心;饶介以其曾入翰林的文名、浙省参政的地位、诗歌书法的造诣,成为联结三个文人群体的强力纽带,从而营造起平江文坛既有凝聚力又能展现其各自个性的独特地域生态。

一统皇元气象殊——评任红敏《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研究》

任红敏在天津古籍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的《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研究》,是当前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突破。该书从文坛格局和文体格局两个视角研究元代文学,全面审视了元代文学史、文化史的相关问题,是从史学观念到学理模式的重要创新。该书力图在“多元文化—文人活动—文学格局”的三维体系中,建立文学研究坚实的历史学、地理学和文化学支撑,增强文学研究的整体性、理论性和丰富性,是一部研究元代文学的宏观论著。

诗人梦的破碎与小说家的诞生——张贤亮早期的文学道路

在新时期重返文坛的作家中,张贤亮显然不属于那种在被错划为“右派”以前就已经成名的作家,如:王蒙、高晓声、陆文夫等。他在青少年时代曾有一个成为诗人的梦想,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是以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诗人的形象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他在当时发表的几首抒情诗中,已经显露出感情炽热、富有浪漫色彩和幻想的诗人气质。但是,现实的突变打破了他的诗人梦,“反右运动”中,他因发表《大风歌》而遭受批判,多年压抑、孤独、痛苦的情感经历使他原本细腻敏感的诗人气质逐渐褪去,以至于在新时期到来后,他再也找不到那种激情澎湃的写诗的感觉,最终,他不得不凭借小说创作重返文坛。

1920年代“新文坛”与沈从文的自叙传写作

沈从文在长达十年的作家养成阶段中写作的自叙传,为作家风格自觉的过程充当着参照系。自叙传最初作为文坛风尚受到青年的追捧,为初入文坛的沈从文提供了可资模仿的文学形式。随着自叙传在消费性的文坛环境中泛滥流行,沈从文在写作过程中对这种抒情模式的限度有所警觉。30年代初,通过评价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得失,沈从文在对自叙传的扬弃中树立了自己的写作观。沈从文的写作道路表明,现代作家主体自觉意识的取得离不开文坛的制约与塑造。

新时代创意写作的机遇与挑战——2023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学术年会综述

2023年8月16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当代文坛》杂志社、阿来工作室、川观新闻承办,阿坝州文联协办的“新时代创意写作的机遇与挑战·2023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学术年会”在成都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