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生学的典范之作——徐永斌著《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读后

徐永斌著《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以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人学士的治生生态为研究对象,在地域历史文化的透视之下,采用跨学科、地方性知识的研究方法,对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上海、徽州等地文士治生的途径、用途和原因进行了宏观、微观的学理性探究,得出了翔实、客观而科学的结论,是治生学领域的一部新创典范之作。

晚清时期上海与文士治生

自晚清中外通商以来,上海则很少受到战争的破坏,江南的许多富商大贾、文人雅士避难到上海,或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中一些文士齐集上海治生和经商,一时成为前所未有的景象,出于各种原因从事治生或经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除了传统文人的教授生徒、谋职于书院以获得膏火银、游幕、出售书画作品、行医等治生手段外,还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色,如有的文人从事办报、翻译、买办等具有近代化特色的行业。有的不乏成为上海颇有影响的人士。

论《聊斋志异》的文士治生生态

《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章描写到文士治生,主要集中在处馆、佣书、书画、经商几个领域。《聊斋志异》对文士治生的摹写,反映了清代文士治生的社会现实;元代许衡的“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治生思想及其后受其影响的明清文人的治生理念,为文人治生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反映了下层文士艰难的生活状态。蒲父和松龄父子自身的治生生涯,使他对文士治生这种社会现象有所关注,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对下层文士治生生态有所反映。蒲松龄的治生实践为《聊斋志异》注入了新内涵。

文士治生视域下“三言二拍”大运河描写中镇江元素探析

明清时期由于科举竞争激烈、社会心理变化等因素,文士治生现象发展得尤为繁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话本小说“三言二拍”的创作内容与内在倾向。同时,出于冯梦龙、凌濛初二人的生活经历,迎合市场需求,促进故事发展合理性等原因,“三言二拍”中出现了相当的文士治生与大运河元素,其中镇江作为两江汇聚之地,沟通南北之城,常常在“三言二拍”的大运河描写中发挥重要作用。

试论吴敬梓对文士治生生态的反思

明清时期,许多文士参与治生活动,特别是在江南运河流域和运河毗邻区域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吴敬梓的悲惨命运和身边亲友的治生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林外史》的创作;吴敬梓的自身条件决定了《儒林外史》对文士治生生态描写的重点,主要集中于教育市场和文士游食两大领域。吴敬梓虽不善治生,但他对身边好友从事治生活动既抱有同情和理解之心,又对那些为了名利不惜牺牲人格尊严和良知的文士予以鞭挞,体现出吴敬梓对文士治生的矛盾心态。《儒林外史》揭示出科举制度所带来的文士致贫及其对士子的精神摧残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及其对士人治生生态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影响,文士品行随之发生分流,吴敬梓对此有深邃的思考。

《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士治生

《金瓶梅词话》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文士治生这一问题,小说所描写的几个主要文士形象,如新科状元蔡蕴、进士安忱、秀才温必古、水秀才在不同程度上都参与了一定的治生活动,他们从事治生的途径虽各不相同:蔡蕴、安忱这两位新科进士采取到西门庆府上打秋风这种治生手段,秀才温必古和水秀才属于科考无名的下层文士,他们面临生活艰辛的窘境,采用到西门庆府上处馆这种治生途径。这反映了明代文士的真实生活状态。《金瓶梅词话》创造出这些治生文人的形象,与明代社会因素之新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士治生视域下明清江南运河区域通俗文学的兴盛

文士从事治生最集中、最明显的江南运河沿岸和毗邻地域也是明清戏曲小说创作和传播的重镇。文士治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作品特别是明清戏曲小说的大量诞生,二者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一方面文士通过治生获得了薪酬,改善了明清文士的生活环境,为以后的明清戏曲小说创作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通过读者的接受程度和市场的反馈,又对作家的创作提出了切近读者和市场的文学编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戏曲小说题材和艺术性的变化,这尤以《红楼梦》《儒林外史》表现得很明显。可以说是江南或者可以说是京杭大运河这块沃土孕育了这些文学艺术巨擘和传世作品。

从商业道德角度看功利主义对明代士风的影响

明代一些士人将“智”“信”视为商业道德,去除了“五常”中妨碍致富的“仁”“义”“礼”。当他们将科举视为得名、致富之路后,读书的态度、方法,以及“士志于道”等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或多或少地抛弃了传统的立言、立德、立功这些社会责任,而将自身的名利、欲望、享受等视为人生的重要目标。功利主义对明代士风产生了深刻影响。